本前言由桑努・夏姆達薩尼（Sonu Shamdasani）為 2010 年版所撰寫，副標為「在《紅書》之後重讀榮格」（Reading Jung after the Red Book）。它把《答約伯》放回榮格漫長的內在實驗脈絡中，說明這本書為何不是橫空出世的怪作，而是榮格畢生神學想像的最終定論。

在《紅書》之後重讀榮格#

隨著《新書》（Liber Novus）——即榮格的《紅書》（The Red Book）——於 2009 年正式出版，閱讀榮格作品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 第一次，讀者得以掌握榮格自 1914 年以降的整體思想構造。
• 第一次，讀者能追溯他自我實驗（self-experimentation）與其臨床觀察、學術書寫之間的內在連結。
• 因此，閱讀《新書》同時也意味著一項任務：重讀榮格全集——其中許多文本將以全新樣貌呈現。

自我實驗的起源#

1913 年冬天，榮格啟動了一場系統性的自我實驗。

• 他刻意放任自身的幻想思維（fantasy thinking），並仔細記錄隨之而來的一切。
• 他後來將這個方法命名為主動想像（active imagination）。
• 這些幻想被記錄於所謂的《黑書》（Black Books）。

《黑書》並非個人日記，而是一場自我實驗的紀錄。其中由幻想構成的對話，可以被視為一種戲劇形式的思考（a type of thinking in a dramatic form）。

從《黑書》到《紅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榮格認為自己的若干幻想其實是對戰爭的預知（precognition）。這個體會驅使他著手撰寫《新書》的第一稿。

• 內容結構：將《黑書》中的主要幻想加以謄寫，再覆上詮釋性的評註與抒情式的鋪陳。
• 嘗試從這些幻想中抽出普遍的心理學原則。
• 同時思考：這些幻想以象徵形式呈現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對應於現實世界的演變？

之後，榮格用裝飾性的哥德體（ornate Gothic script）將手稿重新謄寫到一本紅色皮革對折大開本（red leather folio volume）之中，並親手繪上插畫。

《紅書》的整體主題：榮格如何重新尋回自己的靈魂、克服當代普遍的精神疏離（spiritual alienation）。最終的解方，是在他的靈魂中促成一個新的神之意象（new image of God）的重生，並由此發展出一套以心理學與神學交織而成的宇宙觀（cosmology）。

從《紅書》撤退到煉金術#

1916 至 1928 年間，榮格陸續發表多部作品，嘗試把《新書》的主題翻譯為當代心理學語言。

• 1928 年的轉折：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寄給他一份道家煉丹文本《太乙金華宗旨》（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邀請他撰寫評註。
• 榮格震驚於該文本的意象與他自己曼陀羅（mandalas）之間的高度平行對應。
• 因此他決定停下《新書》、不公開出版，轉而投入個體化歷程（individuation process）的跨文化研究。
• 中世紀煉金術（medieval alchemy）成為他主要的研究對象——他用煉金術的平行素材，間接而寓言式地呈現自己的內在歷程。

直到《紅書》出版前，這種「以煉金術為掩護」的書寫策略，對榮格內圈之外的讀者構成了極大的閱讀障礙。

《答約伯》的誕生時刻#

1951 年 5 月 29 日，榮格在波林根（Bollingen）塔樓寫信給秘書阿妮拉・賈菲（Aniela Jaffé）：

「我捕到那條大鯨魚了，我是說《答約伯》。」

不久之後，希美娜・羅埃利（Ximena Roelli）寫信給母親卡蕾・貝恩斯（Cary Baynes）描述書稿引起的震撼：

• 這是一篇神學論文，書名《Antwort auf Hiob》（答約伯）。
• 榮格在其中主張約伯是對的，他提出了一連串好問題，本應由耶和華（Jahweh）來回答。
• 第一稿打字員 M-J（Marie-Jeanne Schmid）祖上幾代都是新教牧師，據說「她的列祖列宗都從墳裡反抗起來」，使她痛苦不堪。
• 初稿口吻極為猛烈、褻瀆，對基督教態度極端負面。後來榮格雖加以軟化，但仍須再修。

一氣呵成的書寫經驗#

馬利-路易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回憶：

• 榮格是在一場伴隨高燒的疾病中寫下此書的。
• 他「以一股能量爆發、伴隨強烈情感」一氣寫成；書成之日，病也好了。
• 榮格後來告訴她：「我所有的書都想重寫，唯獨《答約伯》——我會讓它原封不動。」

在另一段為人傳誦的軼事中，榮格曾告訴友人陶柏（Ignaz Tauber），他一生最美好的經驗，是在猛烈寫作《答約伯》之後，於 Obersee 湖上駕帆船時的某個週日中午——藍天無雲、他微微入睡，已故的父親現身、輕拍他的肩膀說：「你做對了，我為此感謝你。」

與《紅書》神學的接續#

榮格在序言筆記中寫道，他多年來一直思索本書的核心問題。

這毫不令人意外——因為《答約伯》正是《新書》中首度被表述的那套神學的最終形態：

• 神的漸進道成肉身（progressive incarnation of the God）。
• 基督化（Christification）的必要性。
• 以一個包含惡在內的神之意象，取代片面的基督教神之意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幻想裡，榮格的靈魂中誕生了一位新神——那位「青蛙之子、大地之子」：阿布拉克薩斯（Abraxas）。

阿布拉克薩斯是難以掌握的神。他的權能最大，因為人看不見它。 他從太陽汲取至善（summum bonum），從魔鬼汲取至惡（infinum malum）； 但他從阿布拉克薩斯本身汲取生命——全然不定，善與惡之母。

榮格認為，這個形象代表了基督教之神與撒但的合一，因而呈現出西方神之意象的一次根本轉化：

我明白了：新的神將存在於「相對」之中。 若神是絕對的美與善，他如何能包容生命的全幅——既美又恨、既善又惡、既可笑又嚴肅、既人又非人？ 若神性自身只關照他人的一半，人又如何能活在神的胎中？

餘波未平的爭議#

《答約伯》忠實地承載了榮格在《紅書》中那場神顯（theophany）的力量，只是這一次以「心理-神學與歷史論證」的形式呈現。

1953 年 11 月 25 日，榮格在寫給譯者理查德・赫爾（Richard Hull）的信中說：「它有時揚起的塵土幾乎把我嗆死！」直到今天，圍繞這部作品的爭議仍未平息——包括 Paul Bishop 的詳註本，以及《榮格-懷特書信集》（The Jung-White Letters）所揭露的、與多明我會神父維克多・懷特（Victor White）之間因本書而破裂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