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論與行為主義的立場#
本章涵蓋原書第二章「環境論者與行為主義者」及第三章「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差異與相似」，佛洛姆在此系統性地批判了與本能主義對立的另一極端立場——認為人的行為完全由環境與社會條件所塑造的觀點。
啟蒙運動的環境決定論#
環境論者主張人的行為完全由社會與文化環境所塑造，而非「先天」因素。這一觀點最早可追溯至啟蒙運動哲學家：
- 人天生是「善良」且「理性」的，是壞的制度、教育和榜樣導致了惡行
- 部分思想家甚至否認兩性之間除了生理之外存在任何差異，一切皆可歸因於教育與社會安排
- 他們相信「好的社會」能創造好人，讓人的天然善良得以展現
與行為主義不同，啟蒙哲學家關心的不是人類工程（human engineering）與操控技術，而是社會與政治變革本身。
Skinner 的新行為主義#
基本原則#
行為主義（Behaviorism）由 J. B. Watson（1914）創立，主張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僅限於「人類的行為或活動」，排除一切無法直接觀察的「主觀」概念——感覺、知覺、意象、慾望，甚至思維與情感。
B. F. Skinner 的新行為主義承襲同樣原則，進一步發展出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體系：
- 心理學無需也不應關注感受、衝動或任何主觀事件
- 不承認有所謂的人類「本性」，也不分析驅動行為的各種人類熱情（passions）
- 心理學是一門「行為工程學」，目標是找到正確的增強物（reinforcements）以產生所欲行為
- 相較於巴夫洛夫式制約，Skinner 更強調以「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即獎賞——來塑造行為
目標與價值的問題#
佛洛姆指出 Skinner 體系的根本缺陷在於迴避了價值問題：
- 在實驗室中，實驗者決定制約的目標，研究者關心的只是「能否」制約，而非「為何」制約
- 當從實驗室轉向現實社會，關鍵問題浮現：人們被制約去追求什麼？誰決定這些目標？
- Skinner 對價值的處理充滿循環論證與模糊推理——例如他聲稱我們欣賞獨創性只是因為我們不知如何用其他方式鼓勵它
- 他甚至主張主奴關係是「互惠的」，因為奴隸的行為也「制約」了主人的懲罰技術
佛洛姆認為 Skinner 的觀點實質上體現了控制論社會（cybernetic society）的準則：「技術上可能做到的事，就應該去做。」這一原則是對一切人文主義價值的否定。
Skinner 主義的流行原因#
Skinner 的吸引力在於他成功融合了傳統自由主義的樂觀精神與控制論社會的現實：
- 對自由派而言，Skinner 提供了政治樂觀主義的科學依據——人是可塑的，「本性」不會成為建設和平公正社會的障礙
- 對社會主義者而言，「設計」一個更好社會的想法令人嚮往
- 對被操控的現代人而言，得知制約是最先進、最有效的方案，反而帶來一種解脫感
佛洛姆的結論極為尖銳：「新行為主義本質上建立在資產階級經驗的精髓之上：自我主義與自利高於一切人類熱情。」Skinner 主義是「偽裝成新科學人文主義的機會主義心理學」。
行為主義與攻擊性#
行為主義的攻擊性定義#
行為主義對攻擊性的看法由 A. H. Buss 簡明表述：攻擊性是「向另一個有機體施加有害刺激的反應」。其核心立場：
- 攻擊性如同所有行為，純粹是基於追求最佳利益而學習得來
- 意圖（intent）被排除在攻擊性的定義之外——因為意圖是「私人事件」，無法被客觀觀察
- 關鍵只在於增強後果的性質與攻擊反應之間的關係
佛洛姆的批判#
佛洛姆認為行為主義的方法論存在根本缺陷：
- 行為本身無法脫離行為者而被充分描述——同樣的外顯行為可能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
- 例如兩位父親都打了孩子，但一位出於關愛、另一位出於施虐——孩子能感知其中差異，行為主義卻看不到
- 一個人發怒的「原因」可能有多個層次：表面的觸發、深層的恐懼、更深層的無力感——越深層的答案越能真正理解行為
- 同一刺激下，不同人因其性格結構（character structure）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
論心理學實驗#
佛洛姆主張研究人類行為需要適合「活體」（in vivo）研究的方法，而非行為主義慣用的「離體」（in vitro）實驗室方法。他提出兩種更有效的途徑：
- 直接觀察——最精緻的形式是精神分析情境，其次是深度訪談、夢的分析、投射測驗，乃至對一個人姿態、表情的細膩觀察
- 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選擇生活中既有的可比較社會情境，以研究方法將其轉化為實驗的等價物
Milgram 服從實驗的再解讀#
佛洛姆詳細分析了 Stanley Milgram（1963）在耶魯大學的著名「服從實驗」：受試者被要求對另一人施加逐漸增強的電擊（實際上並無真正電擊）。結果顯示 65% 的受試者服從指令施加了最高電壓。
佛洛姆認為 Milgram 自己忽略了實驗中最重要的發現：
- 多數受試者表現出極度的壓力反應——發抖、口吃、神經性大笑、甚至痙攣
- 這些反應顯示大多數人並非施虐型性格，他們對殘酷行為感到深刻的良心痛苦
-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那些自始至終保持冷靜的少數人——他們可能是施虐型或高度疏離的人格
- 高服從率並不令人意外：實驗者代表的不只是權威，更是「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如同中世紀的上帝，普通人很難相信科學指令的事會是錯的
佛洛姆的核心洞見：研究殘酷行為不應只看行為本身，更要看服從者——通常是無意識的——罪惡感。納粹之所以需要精心的暴行偽裝系統，正是為了應對普通人的良心。
Zimbardo 監獄實驗的批判#
佛洛姆同樣質疑 Zimbardo（1972）的史丹佛模擬監獄實驗。該實驗聲稱證明情境的力量可以在幾天內將正常人變成殘暴的施虐者或卑屈的囚犯。佛洛姆的反駁包括：
- 實驗資料顯示，僅約三分之一的「獄警」表現出主動施虐行為，三分之二並未這麼做——這恰恰說明情境不能輕易將人變成施虐者
- 實驗設計刻意製造混淆——真正的警察參與逮捕、囚犯不確定能否離開——這些都嚴重干擾了結論的有效性
- 行為與性格的區分至關重要：按照施虐規則行事是一回事，享受對人殘忍則是另一回事
- 實驗者未將結果與真實監獄情境進行比較，也未引用充分的對照數據
佛洛姆引用 Bruno Bettelheim 對納粹集中營囚犯的分析作為反例：
- 非政治性中產階級囚犯最容易崩潰——他們的自尊完全依附於社會地位等外在條件
- 政治犯因為有信念支撐，對監禁的承受力強得多——他們理解所發生的事
- 耶和華見證人因堅定的宗教信仰，甚至比其他群體更能保持完整人格
這些差異有力地反駁了行為主義的核心論點：在相同的極端環境下，不同價值觀與信念的人反應截然不同。個人的性格結構與信念確實起決定性作用。
「真實生活」vs. 實驗情境#
佛洛姆深入探討了實驗室情境與真實生活的本質差異：
- 在真實危險中，人會動員「緊急能量」，這是白日夢中的想像危險所無法觸發的
- 實驗者對受試者具有類似催眠者的影響力——他主宰著一個人造的現實，減輕了受試者的責任感
- 許多心理學實驗必須依賴欺騙才能運作，這本身就混淆了受試者對現實與虛構的判斷
- 在真實生活中，人知道行為會有後果；在缺乏真實感的實驗中，引發的可能只是無意識傾向的表達，而非真實行為的預測
挫折—攻擊理論#
Dollard 等人（1939）提出的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聲稱找到了所有攻擊行為的原因：「攻擊行為的發生總是預設了挫折的存在，反之亦然。」
佛洛姆指出此理論的根本問題在於「挫折」一詞的歧義性：
- 第一種含義：正在進行的目標導向活動被中斷（如手伸進餅乾罐時被母親阻止）
- 第二種含義：願望或慾望被否定——即「剝奪」（deprivation）
這兩種含義指向完全不同的理論。佛洛姆認為：
- 以第一種含義為基礎的理論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此類挫折相對少見，不足以解釋所有攻擊行為
- 以第二種含義為基礎的理論則經不起經驗檢驗——人類生活中許多重要成就都無法不經歷挫折，且日常觀察顯示人們經常承受挫折而不產生攻擊反應
- 真正引發攻擊的不是挫折本身，而是挫折背後的不公正或被拒絕的意義
- 決定什麼構成挫折、以及挫折反應強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一個人的性格
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差異與相似#
共同基礎#
儘管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看似對立，佛洛姆認為它們共享一個根本前提：人沒有自身結構與法則的心靈。
- 本能主義者的人活在物種的過去——他是一台只能產出遺傳模式的機器
- 行為主義者的人活在社會體系的現在——他是一台只能產出社會模式的機器
- 兩者都將人（the person）排除在視野之外
- 無論人是制約的產物還是動物演化的產物，他都完全被外在條件所決定，在自己的生命中沒有任何角色、責任或自由
佛洛姆的精闢比喻：人是一個木偶，被繩線操控——操控者不是本能就是制約。
較新的觀點#
近年來出現了超越本能主義—行為主義二元對立的趨勢：
- 有人以「多或少」（more-or-less）的連續光譜取代舊的「非此即彼」（either-or）框架
- F. A. Beach（1955）指出，假設所有行為只能由學習或遺傳決定，是完全不合理的
- Maier 與 Schneirla（1964）指出，高等動物的行為受學習影響更大，因而更具可塑性
有機驅力與非有機驅力的區分#
佛洛姆提出本書最核心的區分之一：
- 有機驅力（organic drives）：食物、戰鬥、逃跑、性——過去被稱為「本能」，其功能是保障個體與物種的生存
- 非有機驅力（nonorganic drives）：植根於性格的熱情（character-rooted passions）——並非由種系遺傳所決定，也並非所有人共有。包括：對愛與自由的渴望、破壞性、自戀、施虐、受虐
佛洛姆的核心論點：破壞性與殘酷不是本能驅力，而是植根於人類整體存在的熱情。它們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於動物身上，因為它們源自人類特有的「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本能主義者如 Lorenz 的根本錯誤，在於混淆了植根於本能的驅力和植根於性格的驅力。
兩種理論的政治與社會背景#
佛洛姆揭示了這場學術論戰的意識形態根源：
環境論的政治背景#
- 環境論帶有十八世紀中產階級反封建革命的精神
- 封建制度假定其秩序是「自然的」；為了推翻它，人們傾向於主張人的地位完全取決於社會安排
- 由此衍生出對人類未來的絕對樂觀主義
本能主義的政治背景#
- 本能主義反映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基本假設
- 將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弱者被淘汰——說成是「自然法則」的體現
- 從單細胞生物到人類的演化過程，看起來就像自由企業的最佳範例
二十世紀的轉變#
- 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從激烈競爭轉向大企業合作，不再需要「殘酷競爭是自然法則」的證明
- 控制方式從父權式權威轉向心理操控與人類工程
- 當代社會需要的是「容易被操控」的人，而非被本能恐懼所控制的人
- N. Pastore（1949）的研究證實：在二十四位學者中，十二位「自由派」中有十一位是環境論者；十二位「保守派」中有十一位是遺傳論者
佛洛姆提醒：兩派學者通常只看到對手的意識形態偏見，而看不到自己的。精神分析學家 R. Waelder 批評反本能主義者的政治偏見時，卻完全忽略了本能主義者同樣存在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