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封簡短的書信，充滿晦澀的典故和論戰的精神，所處理的也是模糊不清的局面，它們或許恰如其分地被安置在新約聖經的後端，在那裡可以受到敬重卻也方便地被遺忘。事實上，這兩卷書在主日經課表中幾乎不曾出現，鮮少成為教會「書卷研讀」的主題，也不容易在個人靈修時間中被使用。如果聖經出版商停止印刷猶大書，至少在教會中要過好一陣子才會有人注意到。

然而，這些經文涉及兩個對每個時代的教會都極為重要的議題：教會中權威的定位（猶大書），以及理性的人維持教會末世盼望之告白所面臨的挑戰（彼得後書）。它們也保存了早期教會多元性的重要見證，這種多元性在保羅及保羅最大的推廣者——使徒行傳作者——的陰影下，往往太容易被忽視。在這裡，耶穌的一位弟弟提醒眾教會其在猶太經文和巴勒斯坦猶太傳統中的深厚根基；而一位以彼得之名寫作的基督徒——他顯然認為保羅的著作因其被誤用的可能性而不太有幫助（彼後 3:15-16）——則為一種既不失去使徒根基的「開明」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