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警示之書」#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將本書定位為兩種隱喻：

  • 手搖車（handcar）：在游擊區域，輕巧的手搖車先行於厚重的貨運列車前，引爆軌道上可能埋設的炸藥。
  • 早期預警系統（early-warning system）：報告那些雖然仍在地平線之下，卻已在重塑經濟、政治與社會結構與意義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

未來總是「游擊區域」——那些看似不起眼、出乎意料的事物，往往會讓今日看來勢不可擋的趨勢出軌。

德魯克認為，形塑二十世紀末的力量，並非當下趨勢龐大的慣性，而是這些隱伏其下的不連續性。它們既是已成的事實，也是即將降臨的挑戰，是我們的「近未來」。

四大不連續性#

德魯克指出，重大不連續性集中發生在四個領域：

1. 真正全新的技術登場#

  • 即將誕生的全新主要產業與大企業，會同時讓既有的主要產業與大企業迅速過時。
  • 過去半世紀的成長產業，源自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科學發現。
  • 未來幾十年的成長產業，將奠基於本世紀前五、六十年的知識成果——量子物理、原子與分子結構、生物化學、心理學、符號邏輯。
  • 接下來的技術年代，將更接近十九世紀末「每隔幾年就有新產業誕生」的節奏，而非過去五十年的技術連續性。

2. 世界經濟取代國際經濟#

  • 政策與理論仍以「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為前提，視各國為彼此獨立的單位，主要透過貿易往來。
  • 但事實上，「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已悄然成形——共享的資訊催生了相同的經濟欲望、抱負與需求，跨越國界、語言與意識形態。
  • 世界已成為單一市場、全球購物中心，但對應的經濟制度幾乎付之闕如，唯一重要的例外是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我們對世界經濟既無政策、也無理論可言。

「先進國家」與未能加入此行列的國家之間的鴻溝，已造成富國（多為白人）與窮國（多為有色人種）的裂痕，可能將兩者一併吞噬。若不能恢復十九世紀那種發展能力，二十世紀恐將印證毛澤東與卡斯楚（Fidel Castro）所預言的階級戰爭——只是這次的對立將是種族而非階級。

3. 政治矩陣轉向多元主義#

  • 今日社會與政體已是**多元主義（pluralism）**的社會：每一項重要社會任務都託付給為永續而設計、由經理人經營的大型機構。
  • 我們仍以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假設來看世界，但真正主宰我們行為的卻是組織化（甚至過度組織化）的權力集中體。
  • 與此同時，這個趨勢也正逼近轉折點：
    • 對現代政府的快速幻滅，以及對其執行力的犬儒態度。
    • 對其他組織化機構的批判同時升高——天主教會與大型大學內部都出現叛變。
    • 年輕世代對所有既有制度都展現同等的敵意。

我們創造出了新的社會政治現實，卻尚未真正理解它，甚至沒有認真思考它。這個新的「制度多元社會」帶來的政治、哲學與精神挑戰，遠遠超出本書（與作者本人能力）的範圍。

4. 知識成為核心資本#

  • 過去數十年間，知識（knowledge）已成為經濟的中心資本、成本中心、關鍵資源。
  • 這項變化重塑了：
    • 勞動力與工作的型態。
    • 教與學的方式。
    • 知識的意義及其政治。
  • 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新的權力擁有者——「知識人（men of knowledge）」——應負起怎樣的責任？

本書的核心命題#

本書並非以經濟學、技術、政治結構或知識教育中的任何一者為主題，而是將這些領域中普遍可見的不連續性串聯起來，揭示一幅與既有預測、甚至與多數人「眼中的今日」迥然不同的社會圖景。

我們這群演員仍以為自己在演易卜生（Henrik Ibsen）或蕭伯納（Bernard Shaw），實際上卻已身處「荒謬劇場（Theater of the Absurd）」之中——而且還是在電視上演，不是百老匯。

為何不預測「公元 2000」#

當時流行預測「公元 2000 年」會是什麼樣子，德魯克對這類預測敬而遠之，理由是：

  • 1933 年沒有任何預言家能想像 1968 年的現實；同樣地，1900 年的人也無法預見 1933 年的世界。
  • 能預測的，只是延伸昨日趨勢的連續性——已發生的事可以投射、可以量化，但這只是未來的一個面向。
  • 最精準的量化預測，也無法預測真正重要的東西：事實與數字在不同明日的脈絡下會具有什麼意義。

德魯克以美國貧窮率為例：

  • 1950 年若有人預測美國會在本世紀內把白人家庭貧窮率降到 10% 以下、黑人家庭降到三分之一以下，會被視為過度樂觀；但 1966 年就達成了。
  • 1959 年若有人預測十年內貧窮家庭數會從 800 萬以上減半至 500 萬以下，會被視為近乎烏托邦；但 1960 年代確實做到了，且同時提高了「貧窮線」的所得標準。
  • 真正掌控當下國家心情、形塑政策的，不是這些可預測的數字，而是經驗的意義、品質與感受的轉變——1959 年的關鍵詞是富裕，1969 年的關鍵詞卻是貧窮。

本書的取徑#

德魯克明確表示，本書關注的不是趨勢，而是不連續性：

  • 不投射趨勢，而是檢視不連續性。
  • 不預測明日，而是審視今日。
  • 不問「明日會是什麼樣子？」，而問：「今日我們必須處理什麼，才能造就明日？」

主題侷限於社會層面，但取廣角視野，涵蓋經濟、政治、社會議題、技術，以及學習與知識的疆域。對藝術、靈性等個人經驗的廣大領域，僅作為附帶議題觸及。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

紐澤西州蒙特克萊（Montclair, New Jersey），1968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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