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淺薄」的書#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以一種少見的自我克制為全書收尾：

• 本書篇幅雖長，只報告了我們經驗與存在的「一個面向」——社會的面向。
• 它探尋技術、經濟、社會、政治、教育中的不連續性；
• 對科學與藝術只是匆匆一瞥，對人的情感與精神生活幾乎沒有涉及。
• 「因此這是一本淺薄的書」——「社會層面是人類存在的表面，可以說是「皮膚」」。

這本書的主題只有一個：已經發生了什麼？它對我們未來的任務與機會意味著什麼？

「它尋找未來的銳邊——尋找那些已經清晰可見、但尚未被察覺的事物」。

作者願為自己主張的能力，不是先知的預言之力，而是有紀律的觀察。

為什麼這些不連續性是「確定」的#

「正因為書中所述事件已是既成事實，它們就不可能消失」——任務只會更迫切。

• 書中所描述的不連續性並不預言會發生什麼，但極高機率地指出了我們將不得不關注的事；
• 同樣地，也指出哪些事不太可能發生。
• 若本書對社會變遷的觀察成立，那麼過去 60 年的趨勢——這也是多數對 2000 年的預測所依賴的——不會主宰本世紀其餘時光；取而代之的，會是不同的、新的趨勢，以及不同的、新的關注。

德魯克同時與「新左派」的願景做了清楚的劃線：

新左派的期待同樣不可能成真。

• 我們不會看到技術與經濟變得無關緊要或退居次位。
• 我們不會看到對「生產」的關切過時。
• 反而，我們會看到快速變化的技術，以及對生產與生產力的新關懷。
• 我們也不會看到一個拒斥組織的社會——反之，核心關注將是「讓組織成為人類完全有效的工具，並成為人類社會的中心器官」。

書的範圍與限制#

德魯克坦率地承認本書方法論上的限制：

• 自我侷限於「社會面向」、且只報告「已發生但尚未被察覺」的事，侷限了本書的時間幅度與範圍。
• 「真正預示明日的，其實是藝術，而不是社會事件」——但無論觀察多敏銳、分析多深入，作者都不比常人更能預言明日的偉大事件（無論是災難或祝福），也不能預言明日的偉大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惡棍）。

但藝術家所預見的未來，我們只能在它已成既往時才看得懂：

• 一百年前，誰能說出法國印象派而非英國前拉斐爾派才預示了明日？
• 誰能說出蘇利文（Louis Sullivan）在芝加哥的早期高樓而非倫敦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這座當時最受讚美的維多利亞式紀念建築，預示了 20 世紀的建築？
• 即使我們事先知道哪一條藝術潮流是對的，我們仍無法預先說出它具體體現的是什麼樣的社會或環境。
• 「就像所有神諭一樣，藝術家的願景只能在事後才被理解」。

同樣地，偉大事件與偉大人物只能事後才能被預測。歷史是否有邏輯與規律已被辯論數千年；但我們所有的經驗都證明：歷史的邏輯與規律無法被預見，只能在「事後之明（hindsight）」之中才浮現。在事前，歷史的邏輯與規律只是可能性，所有可能性都同樣或然、也同樣或不。

「不連續性卻是確定的——正因為它們在表面，正因為它們已經發生了」。

在「危險時代」中該做的事#

「沒有人需要被告知，我們的時代是無盡危險的時代。沒有人需要被告知，我們對人類未來面對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未來將是什麼樣』，而是『未來是否還會存在』**」。

• 若我們無法存活，本書的關懷自然也將與我們一同消亡。
• 若我們存活下來，本書的關懷就會成為我們的任務。

德魯克最後對這份任務的描述——也是全書最樸素的結語——可能是最有力量的部分：

「這些是平凡無奇的任務（humdrum tasks）——是修補文明織錦的任務，而不是為「新亞當」設計新衣的任務。

它們是今日的任務，不是 2000 年的任務。

但它們是我們必須投身其中、才配得上明日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