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政治

學科疆界正在崩解#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開門見山指出，知識成為社會核心的這場轉變，是全書最尖銳、最重要的一項不連續性——

知識領域處於流變之中：既有的學院、學系、學科都將很快不再合適。
大多數學科本來就不古老——一百年前沒有生物化學、沒有遺傳學、甚至沒有真正意義的生物學，只有動物學與植物學。
「有機化學 vs 無機化學」的舊區分越來越無意義——我們在設計無機聚合物（把有機化學的知識應用於矽氧烷等無機物質），同時也在設計「有機晶體」（把無機化學與物理用於有機物質）；舊分界正快速成為知識與表現的障礙。
同樣地，生理學與心理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社會學與行為科學、邏輯／數學／統計／語言學之間的舊界線也越來越無意義。

「最可能的假設是：所有舊有的疆界、學科、學院都即將過時，並成為學習與理解的障礙」。我們正從笛卡兒（Descartes）的世界觀——強調部分與要素——快速走向**「構型（configuration）的世界觀」**，重點放在整體與模式上；這對所有學科疆界都是直接的挑戰。

德魯克強調：

所有機構都需要「拋棄昨日」的能力，大學也不例外——至少必須有自由引進新學科、以新方式組合舊學科。
美、英、日的大學系統因彈性高而具明顯優勢；歐陸大學的「教席」「正教授／副教授」傳統、由教育部統一規範的「任何新學科必須所有大學一起採行才能教」（法、義通行的原則），是嚴重的負擔。

從學科導向轉到應用導向#

引入新學科、淘汰舊學科是大學熟悉的事；但真正全新、且與現代大學一切信念相違的，是知識中心從「學科」轉移到「應用」——這是把應用置於知識中心後的必然結果。

歷史上的脫節：

19 世紀以前，知識與行動幾乎彼此不交——知識服務「內在的人」、行動仰賴經驗與其衍生的技藝。
1820 年起，歐陸對神職、法律、醫學等職業的執業設立了系統教育的門檻，但那是強大行會的法律壟斷；19 世紀末以前，英美多數律師、醫師仍經由學徒制而非大學取得資格——他們在執業與學術上的能力，與歐陸的大學畢業生並無大別。
技術在 19 世紀後半葉前都是與科學分離、靠學徒制傳承——巴黎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1794 年創立並在 1800 年後迅速複製到歐美，但至 19 世紀末，仍仰賴學徒制的英國技術領先甚多；化學與電氣工業興起前，技術進步幾乎都來自技藝出身的工匠與「發明家」，與科學無關；連德國也要到 1910 年才有大量工程系畢業生進入工業界。

因此，傳統大學對知識的搜尋與教學是**「主題（subject）為中心」**的——以學科自身的邏輯來組織。
用組織理論的話說，大學是按「產品」組織，而不是按「市場」或「終端用途」組織。
過去 20 年「跨領域工作」迅速擴張——非洲研究、俄羅斯研究、現代都會研究等地區研究中心，從經濟學家、精神科醫師到農學家、藝術史家齊聚一堂；這類跨領域工作越來越動員大學的能量、並決定其方向。

這是知識的意義轉變的徵兆——從「目的本身」變成「達成某個結果的手段（資源）」。過去稱為知識的，現在叫資訊；過去稱為技術的，現在叫知識。現代社會的核心能量——「知識」——只存在於應用與被付諸工作之中。
工作無法用單一學科定義——終端結果必然是跨領域的。

大學會被重新組織#

德魯克進一步推演：

大學的工作會越來越按「有效能領域」而非「學科」組織——例如「中國研究」而非「政府學」；當然中國研究仍需以政府學作為工具、資源、專業。
基礎研究將越來越源於某項特定應用的需要——對中國的研究、對健康（而非肌肉功能）的研究會變得更「純（pure）」，關注根本理解與一般概念。
隸屬於跨領域中國研究小組的「政府學專家」，必然也得是中國研究的學者。

由此引出今日無人能完全回答的問題：
19 世紀德國大學意義下的「Forscher（純研究者）」是否會過時？
我們會不會以「應用所引發的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
「專家」也許將從「主人」變成「工具製造者（toolmaker）」——服務於使用工具的人；
「學系」可能變成行政單位，存放員工的人事檔案；他真正的工作可能在跨領域「研究所」內，與所有學科的人組成團隊。
甚至個人歸屬會以「地區研究／文化研究／生態研究」為中心——舊學科則退化為「幕僚式服務」，被有需要的人查詢；今日的學科知識，可能變成電腦系統中的資料庫與記憶單元。

大學的「第三項任務」：社區服務#

知識成為現代社會核心資源，為大學除了「教學」「研究」之外加上第三項新任務——社區服務：把知識轉化為社群中的行動與成果。

我們常聽到「研究 vs. 教學 vs. 學生需求」之間的衝突，但德魯克認為這多半是誤解；真正的兩難來自大學日益走向「社區服務」：

最強的教師最常參與跨領域工作。
同一群人最常被政府、學區、企業、醫院、軍方、其他系所聘為顧問——「他在賣他的專長，但他關心的是客戶的成果」——他是以結果為導向、而非以學科邏輯為核心的兼職團隊成員。
二十年前顧問僅限於工程、管理／公共行政、法學院、化學系；今天幾乎所有學科都被捲進顧問工作。

學生反叛者所要的「批判式大學」（柏克萊、柏林、東京的訴求）就是「圍繞重大相關結果領域組織學習」。學生看著教授把知識用於大都會、經濟發展、自然環境保護的問題，於是質疑：「為什麼我們學生要被那些既無相關性、無應用性、也與我們及社會的重要需求無關的資訊悶死？」
教育者答以「先學工具再應用」——聽起來合理，但若這些科目真的是工具，那它們最好就是在應用中被學會。
1967 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會議上，一位生物學家報告他把學生對生物入門課的厭煩轉為熱情的方法：把課程圍繞校旁湖泊的污染、漁類等問題建構——「結果他們對最抽象的理論也變得敏銳」。

但仍需「專家」（深而精地把一件小事做到極好）；學者堅持只培養某狹窄領域的研究生並無錯，只是片面。

我們必須同時為兩種情境組織教學：
以重大應用領域（必為跨領域）為中心：學生需學會尊重深度分析、尊重專家貢獻。
以狹窄專業為中心：專家要先學到「他只應用一項工具，工具本身達不到什麼」、再學會把專業放回知識整體與其他專業協作的框架中，把它連結到結果。
「這兩件事我們今日都還不會做——這就是為什麼今日的學生這麼焦慮」。

德魯克總結三類大學人才需求：

發展與教導跨學科應用的人——把多學科知識整合導向結果。
把多領域知識帶到大學外完成有效應用的人——今日大型大學的「真正明星」，但沒被官方承認。
管理者——把不同類型的教師組織為單一機構，讓每位學科專家完成自己的目的並從工作得到滿足，同時整合學生需求。

「大學可能提供今日存在最具挑戰、最困難、也最被需要的管理任務」。

知識基礎：1957 年後的新議題#

1957 年史普尼克（Sputnik）升空後，美國公眾首次明白：建立並維護「正確的知識基礎」是國家在智識、經濟、社會、軍事上生存的基礎；知識不再是私事，而是公共議題。

德魯克分析「人才流失」與「技術鴻溝」的真因：

人才流失（多在英國）即便比例小（每年離開赴美的合格英人約只佔當年合格人才的 5–6%），仍是病徵——離開的不是平庸者，而是『成熟、合格、成功』的人。
「人才不是因錢而離開」是核心——他們離開的主因是「現有環境讓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社會對知識的影響不夠尊重」。
美國軍醫流失也是同樣的故事：軍醫的職涯機會在「行政」而非專業實務或研究，而現代醫師認為行政應交給懂管理的外行人，醫師的正確發展是在專科、病人領導或研究上的能力提升。

「美歐技術鴻溝」常被歸因於美國研究經費更高，但這也基本不對：
美國的研究領先多在國防與太空，對民生經濟的「外溢效益」並不大。
真正靠軍方補貼出來的只有電腦與飛機。
在其他領域，歐洲在發明上完全不輸美國——「鴻溝」其實在於歐洲無法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並成功行銷（賽爾旺-許埃伯（Servan-Schreiber）《美國挑戰》一書的觀點）；這是管理失敗，而非錢的問題——錢可以分配，但「把科學成果轉化為經濟表現」的行銷與管理能力買不到。

知識基礎需要什麼樣的人#

現代社會的知識基礎需要：
既要科學家與工程師，也要人文、政治、經濟、行為科學家。
能理解技術但本身不是科學家／工程師的人。
能理解人文／經濟／政治科學但本身不是人文學者的人。
能把知識用起來，而不是被學科或方法綁架的人。
我們既需要「能創造新知識的『偉人』」，也需要「能把新知識轉為日常行動的『工匠』（journeyman）」。

反對「精英機構」壟斷#

我們長期把「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對立，但現代社會兩者都需要——
教育最不能容忍的是「精英機構壟斷社會地位、聲望與指揮位置」。
牛津、劍橋是英國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法國的 Grandes Écoles（如 École Polytechnique、École Normale）是技術鴻溝的主因——它們的教育也許很好，但只有畢業生才能進入指揮位置、只有他們的師資「被看見」，這對整個社會是貧瘠化。
同樣地，「「五年後」沒人應該因為你在哪裡取得學歷而對你有偏見」；任何單一機構也不該對知識專業擁有壟斷地位——「我們需要太多的知識者，不能把通往成就、機會、晉升的通道收窄」。

培養「大師」的方式，是把「最大數量的工匠」教到極高標準——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桃山時代的日本（16 世紀）、林布蘭與魯本斯時代的低地國皆然。史上沒有方法能事先識別「將來會成為大師」的人——「唯一可靠的測試是工作中的表現；最不可靠的測試是學校中的表現」。邱吉爾、歌德都是學校表現不佳的偉人。
「智力像其他能力一樣，按機率分布」——讓越多人接觸知識，越多智識領袖會湧現；沒有理由我們不能在擴大規模的同時，要求高標準。

美國的優勢與缺陷#

美國高等教育的關鍵優勢是「沒有領袖學校與追隨者學校的分別」：
一位北愛達荷工農學院畢業的工程師不會自視為「次等」——他知道 MIT 更難、師資更出色，但他與北愛達荷學院都把目標放在做與 MIT 同樣的事；5–10 年後，沒人在乎他文憑來自哪所學校。
哈佛法學院曾想成為 Grande École；甘迺迪政府（Kennedy Administration）似乎優先選用其畢業生，結果反而確保了下一屆政府裡「外人」當道；「他在哈佛法學院畢業，但 Sears 仍然提拔他」這話在 50 年代被作為一句不帶反諷的稱讚說出。
每所美國學校都知道，只要追求卓越，就能向上；每位畢業生都知道，只要努力到位，就能升頂。

但美國也有兩個缺陷：

美國教育對「平庸」過於滿意，這是知識基礎的真正弱點；
對「博士學位」的過度堅持，正在強加比歐洲還僵化的「單一性」於大學。

1930 年代希特勒驅趕的猶太學者大批湧入美國高校——10 年後讓美國一躍取得科學技術領導地位。這些人多半其實寧願留在歐洲；經濟上歐洲也應更容易吸納他們（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預算緊縮）；但歐洲缺乏彈性：若已有一位生化學教授，再傑出的人也無法被聘——美國卻能為好人才創造職位，並把他放上工作崗位、調整自己以接納其風格與優勢。
在英、法接收這些學者是慈善與義務；在美國則是機會——這個差異 30 年後一併解釋了「人才流失」與「技術鴻溝」的根源。

維持多樣性：知識基礎的政策核心#

知識社會的知識基礎必須有彈性、能接納新與不同、樂於創新——它需要的多樣性是歐洲大學一般所欠缺的。在教育上，狹隘、地方主義、崇尚一致的反而是歐洲，不是美國。
美國（與日本）擁有教育多樣性，但因財務原因正面臨消失危險。
歐洲普遍是政府設計、強加的單一形式。

德魯克的政策建議：

美、日：以稅金支援私立與公立的多樣化機構——讓每位青年得到的補助跟著個人選擇的學校走（而非政府指定）。1944 年戰後的 G.I. Bill 即為先例：對退伍軍人就讀的學校撥定額補助，無論公立或私立，只要符合學術標準。讓每位選擇私校的學生減輕納稅人對公立大學的成本負擔——多樣性才能保留。
歐洲：必須建立「競爭」——需要「教育創業精神」，必須打破自拿破崙以來政府主導大學的模式。德國各邦立大學在「公立」前提下相互競爭，是個可行折衷；戴高樂回應 1968 年五月學運所提的「地方自治」也許是歐洲改革的開端。

知識的政治化#

知識越是社會的根基，多樣性、彈性、競爭就越發重要——同時也意味著重大政治決策必然降臨於知識，並出現「知識政策」的多種替代方案。

政府成為主要金主#

過去知識成本不高，今日卻高到只有政府能支付：
美國政府支援所有研究約三分之二；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比例稍低，總額較少；共產國家則 100% 由政府支援。
這立刻引發「政府指導與思想控制」的問題：金錢支付者怎可能不下指令？而政府控制知識探索是否與自由社會相容？甚至是否符合知識自身的最佳利益？

某些「保護機制」——如委由學者組成委員會分配政府補助——在「分配變得稀缺」「申請者必須選擇」時很難真正有效。而且也並不全然可取——公帑必須有政治控管；其替代不是自由，而是程序性官僚控制或恩庇式擴張（兩者在美、法、英 University Grants Council 都已可見）。

政府金援已不限於國防與太空——而是覆蓋醫學、生物、社會科學。自由社會是否真的願意讓政府來主導社會科學研究？這是否必然會把社會科學帶向「對個人與社會的政治控制」？

必須設定優先順序#

學界長期太急於拿政府的錢、太自信於自身的清白與唯一的判斷力——但他們不會被允許單獨做這些決策，且本質上也沒有資格。
我們正面對史無前例的局面：必須為「找新知識」設定優先順序、必須對知識的方向與後果做出決定。
這對知識人本身也都是新事——過去從來沒有把知識與其搜尋當作「需要被引導、設限、優先化」的東西。

德魯克細化了三類問題：

1. 邊界問題：哪些知識「該不該找？」#

知識本身或許中性，但我們用它做的事絕不中性：
諸多行為科學研究只能用於控制與操縱心智——這該被鼓勵嗎？還是這是個只會放出邪惡的潘朵拉之盒？
細菌戰研究：「對方會做、所以我們也得做」這個老藉口仍然有效嗎？

2. 優先順序問題：人才不夠用#

我們在搜尋知識上撞到的是「物理」上的限制，必須開始配給資源——稀缺的不是錢（錢不做研究、人才做），而是有能力產出新知識的人。
自然科學、醫學、社會科學、人文都已開始邊際生產力遞減——必須僱用邊際效益較低的人才。
製藥業 20 年來研究人員增加 20 倍——「成果不僅沒成長 20 倍，反而下降」；部分原因是擴張過快、組織不良、規模難管理，但更根本的是「可以僱用學歷與軀體，但無法輕易僱用人」——人需要被培養、訓練與測試，這是錢買不到的時間。

行為與政治科學、經濟與社會學的人才尤其少、培養更慢——而我們今日對自然界已掌握得超出能用的程度，對自製的環境（社區、社會、政府）卻嚴重缺乏理解：「自然沒變，但我們的人造環境變得比我們對它的掌握更快」。

「搜尋知識的優先順序如何設定？該把這些訓練有素、有經驗、被驗證的稀缺人才投到哪裡？誰來決定？」——這是新型的高風險決策，比經濟資源配置的風險更大、我們對它的了解卻更少。

例如：應優先研究治癒一種罕見嬰兒疾病？還是改善老年健康？應優先「快速學外語的方法」？還是「加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方法」？資源該投國防能力（可能影響國家存亡）？還是城市運輸？
這顯然不是「科學」「事實」決策，而是『價值之間的選擇』+ 『對未來高度主觀的判斷』——它根本上是政治決策。

3. 結果問題：知識的後果#

控制天氣可以把沙漠變農地——也可能讓千里之外另一地區失水變沙漠。
在「決定是否投入天氣研究」時，這項考量何時介入？
該由單一國家做、單一國家出錢嗎？還是該從一開始就國際化？
誰控制？誰買單？

不知道資源分配後會發生什麼#

我們不知道研究資源分配後的結果——

「純研究」的高生產力是流行說法，但沒有確切證據：知識人偏好純研究是出於審美（德魯克坦承自己也偏好），但這不應與「事實上純研究有用」混為一談。
既有證據顯示：少數成功的純研究衝擊很大，但大多數純研究毫無影響——只產出下次再版要刪掉的註腳。
雷射的共同發明者、諾貝爾獎得主湯斯（C. H. Townes）的個案研究指出：即使最有經驗的研究主管也無法預測哪條純研究路線會通往實用。
證據傾向「純研究與發展研究需要互相支持」——但順序未定：有時純研究先行，有時發展先行；自然科學、醫學、社會與政治科學都是如此；比例也未定（顯然每盎司純研究需要噸級的開發研究來搭配）。

系統法、政治與科學家#

德魯克觀察：

自然科學在「系統（systems）方法」上頗有進展——把新知識需求形塑為系統，然後組合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曼哈頓計畫、沙克小兒麻痺疫苗皆為例證）。
但「系統法在社會政治領域是否同樣有效」尚未證明；即便有效，仍會涉及不在經濟計算或單一決策者範圍內的不確定、選擇與偏好。
這些優先順序決策出現在每個層級：國際、國家、大學、學系、實驗室——但知識人，特別是大學中的學者與科學家，多半看不到這種需要：他們仍相信政府或大學「有義務支持任何聲譽良好學者所提的研究案」，而這是物理乃至財政上的不可能。

德魯克親自參加過一個科學顧問小組——大半時間都聽科學家抱怨政客為他們各自最關注的領域編預算太少、抱怨政客科學素養不足；少數能談「科學家應使政客能做出政治決策」的人，多半本身已從研究者變成政策行政者；其他純科學家視這些人為「失落靈魂」。

「個別學者的能力與興趣」應是優先順序的重要考量：
研究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做被指派的事表現更好；
不確定性極大時，越應重視有經驗、表現良好的人之直覺；
同時，多數學者在被引導與組織下能更好工作——曼哈頓計畫多數參與者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道，仍然做得不錯；蘇聯也一再證明此點。
但沒有科學家的參與，這些決策仍可被作出（雖風險極大）；而沒有政治家，這些決策無法成立——它們是價值間的選擇，是非科學、非事實的，必須由政治家做出。
「真正需要的，是一種科學人與決策者之間的新關係——而這兩方目前都還沒認真思考過」。C. P. 史諾（C. P. Snow）1960 年的 Godkin 講座《科學與政府》是少數有的「內部視角」。

知識本身正在政治化#

從「技藝」到「知識」的工作基礎轉變，意味著知識本身越來越「affected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知識社會的核心決策是關於知識的決策；核心議題是知識議題。

一個更深的問題：知識本身是否有未來？#

為知識設定優先順序的需求，必然引發對「知識的目的、方向、意義」的辯論。下一個提問會是：「知識整體上是必要、是值得擁有的嗎？」
技術會被視為必要且值得（即便有新左派浪漫主義的反對）——競爭、發展、軍備需求都會逼著我們繼續走；
但知識呢？一旦我們開始區分「好知識」「中性知識」「危險知識」，我們可能會懷疑「知識本身是否值得追求」。
一個專家群認為「絕對必要」的知識，另一群認為「毫無用處」——只要我們被迫設優先順序、辯論方向，這就會頻繁出現（高能粒子物理就因花費奇高已出現過此類爭議）。

德魯克置入歷史對比：

蘇格拉底（Socrates）在 2400 年前確立知識為西方思想與世界觀的源頭——自此西方人視知識為理所當然。各種正統神學家屢試控制「真知識」的內容，但自希臘人之後，幾乎沒有西方人否定知識本身、質疑其價值與美德。
13 世紀方濟會神祕主義者曾發動一次對知識的攻擊，但被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偉大綜合所擋下；同時代的方濟會聖人聖文德（St. Bonaventure）為當代立下了立場：所有知識都通往對真理的最終認識，所有知識都被聖化、且能聖化。

「我們是否正準備拋棄這個現代西方賴以建立的根基？」
我們之所以可能質疑知識，正是因為它太成功——它變得可疑，正因為它已成為「行動的根基」「現代社會的基礎經濟資源」。
蘇格拉底反對辯士（Sophists）並確立知識為善，正是把知識與應用對立——主張「把知識應用於行動，是對知識的誤用；知識的目的是知識，其檢驗是智慧」。
但今日不論我們嘴上怎麼說，行動上都把應用視為知識的目的（至少是檢驗）——蘇格拉底的立場已不夠用。

結語：明日的「主義」可能是「關於知識的意識形態」#

德魯克的最後預言：
明日偉大的新「主義（isms）」很可能是「關於知識的意識形態」——在明日的智識與政治哲學中，知識可能取代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中「財產（即物）」的中心位置。
這仍是推測。但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應用已成為知識、知識努力、組織化的知識搜尋的中心；
知識因此成為現代經濟與社會的根基、社會行動的原則；
這個轉變對知識本身的衝擊巨大，必然使「知識」成為知識社會中的核心哲學與政治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