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經濟學」

「新經濟學」的勝利宣言#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開門見山地點出當代經濟學的一場矛盾：

經濟學是一個正確行動極度仰賴正確理論的領域；但很少有領域的理論像今日經濟學那樣，與實務需求、政策需求或我們已知的事實如此脫節。
「新經濟學（new economics）」在每個發達國家被高聲推銷：經濟學家終於能管理經濟、預防或治癒衰退、保證持續成長與繁榮——戰後二十年的全就業、成長與繁榮被當作鐵證。

但細看實情：

沒有兩瓶標榜「新經濟學」的酒裡裝的是同樣的東西。實務或許相似，但底層理論彼此不同甚至互不相容；某國奉為靈丹的，可能在隔壁國被視為毒藥。

各國的「新經濟學」其實五花八門：
美國：戰後以凱因斯（Keynes）折衷派為主，目標全就業，主要工具是預算赤字。
英國：徹底凱因斯派，仰賴銀行與信用政策，特別是貼現率。
德國：彷彿沒聽過凱因斯——奉行 1910 年的「自由派」健康經濟學，由開明官僚把自由放任強加於本性傾向卡特爾的企業界。
法國：更不「現代」——延續路易十四時代財相柯爾貝爾（Colbert）1700 年前的純重商主義，由官僚把企業綁進緊密的卡特爾。
日本：似乎根本沒有經濟理論，從極保守到極激進來回擺盪，哪招有用就用哪招。

德魯克的諷刺結論是：「健康成長的經濟受得了大量的經濟學，正如健康成長的男孩受得了大量的瀉藥。」

二十年「新經濟學」並未真正管理經濟#

證據其實薄弱：

大蕭條沒有再來——但歷史上重大蕭條本就稀有，每五十年才出現一次。
小型衰退仍然存在——無論被改稱為「衰退（recession）」「滾動式調整」「整理期」，這類波動的頻率與一百五十年前差不多，平均仍是 12 至 24 個月，與 1910 年教科書描述的「短期擺盪」一致。
各種「藥方」（如「甘迺迪減稅」）被歸功於促成復甦，但記錄顯示衰退在藥方生效前其實就已自我終結——「不治療感冒會持續十五天，吃藥則需要兩星期。」
凡是真正棘手的問題（英國長期停滯、美國國際收支、歐陸煤礦業的長期衰退），新經濟學都束手無策。

一位犬儒派可能會說：戰後西方的經濟表現與政府裡經濟學家的數量與份量呈反比——美國、英國的經濟學家如日中天，戰後成長卻最差；日本表現最好，卻是由公務員依各官僚體系（日銀、大藏省、通產省）的權力平衡決定政策，幾乎沒有經濟學家。

鐵幕另一邊更不堪：

歐洲衛星國的失業已成痼疾，蘇聯部分地區也是。
一旦極端短缺消失（從戰時應急轉為長期常態），「計畫」幾乎崩潰——共產理論無法為投資與撤資提供經濟判準。
共產經濟學家越來越接受「資本生產力」作為投資標準——但這意味著承認利潤具有不可取代的經濟功能、勞動價值論不再成立，這對馬克思主義是赤裸的異端。
中國毛派的「文化大革命」乾脆把經濟學與經濟成長目標一起踢開，攻擊「經濟主義（economism）」——這在保住中央政治控制的意義上是合理的，但純粹是孔子，不是馬克思或列寧；遲早還是必須面對經濟政策的問題。

工具進步反而暴露理論不足#

矛盾的是：正是經濟學的進步製造了理論危機。

現代經濟學家比一個世代前訊息與分析工具豐富得多——「GDP」「國際收支」這些術語都只有 30–40 年歷史，凱因斯本人都沒這些概念可用。
電腦的雙重能力（儲存資料、處理多變數）讓「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可行，把經濟分析推向真正的「經濟力學」——猶如阿拉伯數字與小數點催生克卜勒（Kepler）、伽利略（Galileo）、牛頓的「天體力學」。

但科學史教導我們：第谷（Tycho Brahe）才是現代天文學首位系統觀測者，不是克卜勒；他是史上最偉大的觀測者與「恒星分析師」，卻死守自己的觀測結果證明已不再適用的舊理論。直到三十年後，受過第谷訓練的克卜勒才看出新理論。期間舊理論加上新事實，反而比第谷無知前輩的預測更不準——「沒有任何無知比強加在誤解上的精確更危險」。
經濟學今日的位置正是第谷時代的天文學。

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回到古典經濟學（資本主義版或馬克思版皆然），而是真正超越新經濟學。德魯克指出，正當新經濟學在公共政策聲望最盛之際，年輕一輩的學者已開始離它而去。

必須拋棄的三個基本假設#

德魯克認為，新經濟學在三個層面必須超越：基本假設、理論範圍、關注主題。先從基本假設談起。

假設 1：經濟以「均衡」為目標#

經濟學默認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平衡——例如美國二戰後承諾的「全就業」就是一種均衡。但經濟學的穩定均衡並不存在。經濟像腳踏車，只有在前進時才能保持平衡——成長必然失衡，但只有成長中的經濟才能達到均衡。

問題在於：

「成長」幾乎被現代經濟學排除在系統外，被當作外部干擾。
主流模型假設經濟圍繞同一個完美均衡上下擺動——既無通膨也無通縮，既無失業也無勞動短缺，既無閒置資本也無熱潮。「經濟在飛快地原地踏步」就是它的描繪。
過去 40 年，經濟分析雖讓「生產力」概念清晰，但理論仍假設生產力是給定的；而工業革命以來真正的核心變數恰恰就是生產力。
連最先進的全國投入產出模型，都無法處理任何生產力的改變——只能算「技術與生產力不變下」量的後果。

共產與西方一樣困窘#

二十年前共產陣營以為自己有「成長理論」，事後證明錯了——馬克思並非成長經濟學家，但比 19 世紀其他經濟學家提前看到「成長將成為核心問題」。
羅斯托（Walt Rostow）1960 年的《經濟成長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是一次重要嘗試——首次認真把分析工具用於成長——但其「高儲蓄率即可既解釋又產生成長」的假設並不成立：儲蓄不足會抑制成長，但充裕資本未必帶來成長；資本形成可能反而是成長的結果，而非前提。
真正提早看清這一切的，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創新是成長的因，企業家是其代理人——這個 60 年前的洞見此後幾乎沒有後續工作。

必須走向「目的論的經濟學」#

德魯克勾勒新成長理論的輪廓：

目的論（teleological）：從未來目標反推現在的行動，而非把現在的結構投射到未來——後者根本容不下真正的創新與變化。
經濟政策的主題必須是經濟資源的「真實創富能力的改變」，而不是既有資源的重新分配——前提就是「創新」這個假設。
焦點必須從「成本」轉向「風險」，並重新評價利潤的本質。

利潤是「未來的成本」：
在傳統經濟學中，利潤只是資本配置的衡量；如果假設無成長，連這個角色都不重要，於是退化為偽心理學的「利潤動機」（心理學至今找不到此動機）——本質上是道德或意識形態議題，而非經濟議題。
一旦引入成長，就必須引入真正的不確定性——目前資源被押注於不同且不可知的未來。經濟政策的目的，便是讓經濟能承擔更大但更好的風險。
因此，利潤實際上是不確定性的成本——不是「剩餘」，而是「尚未能被歸算的未來成本」。「根本沒有所謂的利潤；只有未來的成本」（除非是政治壟斷帶來的「貢稅」）。
中心問題變成：利潤是否高到足以讓經濟承擔成長所需的風險？

這個觀點同時消解了「利潤動機」與「資本家剝削」的舊辯論：

共產經濟學家恢復利潤角色時，沒有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只是承認任何擴張中的經濟都需要利潤；這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利潤如何被用於下一輪投資仍須由「資本市場」而非既有企業內部留存決定，但「誰擁有資本」未必是「誰來決定再投資」的同義詞。
美國經濟中，互助信託、退休基金等受託人實質上已成為大企業的多數所有人——所有權已被「社會化」而非「國有化」；南斯拉夫則走向法律所有權國有、運作上接近市場的「非國家化」。

「打倒利潤」「打倒剝削者」的口號早就過時。對「剝削」的解答不是除掉剝削者，而是創造成長與生產力——讓窮人具有生產力，這必然需要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假設 2：技術是經濟之外的事#

經濟學家把技術變化當作經濟系統之外、無法控制也無法預測的災難（如地震、瘟疫）。這也許可以解釋他們的預測為何屢屢失準，但他們從不去解釋技術變化會走向何方。
然而技術變化與創新本質上是經濟事件——目的在經濟、衡量也在經濟，是決定土地、勞動、資本生產力的重大事件。經濟學家把這個中心現象推到「不屬於經濟學」之外，就像數學家說「數不屬於數學」。

我們未必能達到「以經濟分析預測創新」的程度，因為非經濟因素（智識、感知）至為關鍵。但我們必須能：

評估某項創新對經濟的影響、判斷其衝擊是否重大或只是技術而已。
例如分期付款、Xerox 推出大規模辦公室複印機，對經濟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需要對「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升級，使其對創新敏感，能呈現創新如何改變產業之間、生產要素之間的關係。

例如：美國鋼鐵業需要快速更新技術、新製程也已出現——但在世界產能過剩之際對國內鋼鐵實施保護，會加速還是延緩這場社會與經濟所需的創新？對美國經濟而言是強化還是削弱？今日無人能答——但我們每天必須做這類政策決定。

假設 3：知識與生產力無關#

德魯克要求經濟理論加入新公設：「知識創造生產力」。

早期經濟學爭論「價值的來源」，李嘉圖（David Ricardo）到馬克思的回答是「勞動」——馬克思經濟學至今仍如此。這套說法把經濟說成「人為而非自然」的，是對的，但無關緊要；硬把人的某一屬性凌駕其他屬性之上，更是誤導。
19 世紀後半葉學界發現「價值論」是形上學而非經濟學問題，於是改談「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後加管理）。但今日這些「要素」實際只被當作成本與限制——付得起價就有，並且彼此可以替代。

自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三十年前對美國經濟生產力的開創性研究以來，焦點漸漸從「生產要素」轉到「生產力的因素（factors of productivity）」。庫茲涅茨的數據強烈指出：生產力的真正來源是新知識，而不是資本（更不是勞動）——這呼應了熊彼得六十年前的命題。資本是回應「新知識所創造的更高生產力機會」而流動。

民間流行的迷思仍然認為「進步來自勞動更賣力」——但過去一百年所有經濟進步都伴隨著工時縮短與體力下降，並非勞動「生產力」上升。我們之所以能用較少勞動換得較高薪資，是因為知識使整體經濟更具生產力。同理，「資本本身具生產力」這個資方迷思也站不住腳。
老問題「生產力果實該歸資本還是勞動？」的正解是：兩者都不應主張它。終局是兩者都能分到更多——但不是因為任何一方「賺到」。

我們需要的新經濟理論必須能：

把經濟成果與知識投入互相連結。
衡量知識的有效性、衡量「知識產業」與教育（系統性生產與分配知識）的效率。
釐清發展所需的知識資本，及其形式（普遍識字 vs. 高等教育的一小群高知識精英），並衡量知識投資的經濟回報。
即使最終決定基於非經濟價值（道德、社會、美學），忽略其經濟成本所做的決定，幾乎注定產出與初衷大相逕庭。

必須擴展的兩個範圍#

1. 從「總體經濟」到「世界經濟」#

當前的「總體經濟學」其實只是單一民族國家的國內經濟學。我們既無世界經濟理論，也不知道世界經濟與國內經濟如何互動——理論仍假設「封閉、由國內貨幣／信用／稅政掌控的經濟」。
這個盲點跨越意識形態：法國的極保守派與英美劍橋的極凱因斯派同樣只看國內，外部僅作為「環境」「限制」進入計算。

德魯克以歐美間的爭議為例：

戴高樂痛斥美國利用其國際收支赤字「強塞」歐洲人美元，再用這些美元收購歐洲產業；美國決策者則抱怨「美元外流」。但事實上，美元是循環的：歐洲人收到的美元再投回美國的同一家公司，催生兩個大陸都有股東、生產、銷售與管理人才的「跨國公司」——這原本若發生於一國之內無人會質疑，跨越國界後就被當成怪事。
1965 年美國對對外投資自願限制，意在減少對歐收購；結果反而加速：歐洲人乾脆直接買美國公司在歐洲設立的子公司股票，繞過大西洋。
1965 年後對歐貿易順差迅速縮小（即使美國物價漲幅低於歐洲），可能正是因為對外投資是出口的引擎——商務部的研究顯示，每對外投資 1 美元，2–5 年內就能帶動至少 5 美元美國商品出口；國際收支「藥方」反而成了致病原因。
同理，1968 年初美國對國民海外旅行的限制：商旅花錢究竟是純粹外流，還是替美國產出 10 美元外匯的渠道？多少飛機巨額外銷其實奠基於數億美元的商務旅行？沒人有答案，連假設都不會立。

「不知道」必然導致行動錯誤。當前最大的經濟威脅是源自世界經濟的危機——1873、1896、1907、1921、以及 1929 大蕭條（一戰後拼湊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英鎊貶值、奧地利銀行倒閉，把「正常衰退」變成全球性癱瘓）。經濟學家若只會用國內政策應對源自世界的危機，只會像富人逃到鄉下躲瘟疫——讓疫情傳得更快、更廣、更久、更深。

國際貿易理論已過時#

經濟學家手上的「國際經濟學」其實是亞當斯密的前工業時代博物館：李嘉圖那個葡萄牙酒換英國羊毛的例子預設「商品流動、要素不動」，並推論「最大貿易機會來自互補」——但現實正好相反。
國家之間經濟結構、技術、要素成本越接近，貿易越大、越密集。
越互補的國家之間，貿易越少。
19 世紀歐陸開始工業化、與英國變得「具競爭性」之後，雙方貿易反而急速擴張。
美印（互補）的貿易應該最大，但實際上美瑞（相似）才是；瑞士技術與生活水準越接近美國，雙方貿易增長越快。

關鍵在於生產要素並非真的「不可移動」：

勞動會大規模遷徙（北美墾殖、戰後南歐勞工北遷工業中心）。
資本若不被政府限制，本身高度流動。
真正的生產要素「知識」，幾乎完全自由流動——它具有極奇特的性質：從美國移到歐洲，是歐洲淨進口、是新增的歐洲資本存量；但美國資本存量並未減少。我們轉移知識並收費，卻沒有「出口」它，甚至自身的知識資源還可能被增強。
最容易發生在知識水準相近的國家之間——這解釋了為何「競爭性貿易」（在技術發達國家之間）才是真正的成長動能。
1816–1950 年間世界製造業貿易人均增長 3 倍；1950–1966 年再翻倍以上，年增 7.5%（每十年再翻一倍）——絕大多數來自高度工業化國家彼此之間，而既有理論完全無法解釋這種「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

英國的災難：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固守傳統理論，把心力放在保住威士忌、瓷器等「自然優勢」的互補性貿易，忽視自己豐厚知識成就所能驅動的競爭性貿易——焦點在昨日，丟掉了自家的成果。

我們需要的不是回到 19 世紀那種國內／國際的二分，而是建立一套從世界經濟出發、把國內經濟視為其一環的理論——亞當斯密 200 年前曾為他的時代做過此事。

2. 從「總體」到「微觀」#

當代經濟學自稱「總體經濟學」，但它既未涵蓋真正的總體（世界經濟），也未涵蓋真正發生成本與成果的場域——生產者、消費者、市場的「微觀經濟（microeconomy）」。
它的底層假設是：個別主體（家計、消費者、企業、地方政府）在總體上會像物理學裡「理想氣體的粒子」——個別有自己的運動，但整體呈現可預測的平均；唯一真正能引導整體的力量是政府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這個假設越來越站不住腳：

1966 年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為了煞車過熱景氣升息，並刻意避免衝擊住宅建設（因美國下一波成長預期靠新世代家戶形成）。結果完全相反：抵押資金枯竭，住宅幾乎崩盤；工業景氣絲毫未受影響，企業反而加速囤積存貨。
戰後英國（無論工黨或保守黨）每一輪刺激出口的政策，都反而抑制出口——通通懲罰了高效率與技術先進的產業，僅有時連帶懲罰落後產業，有時只懲罰先進產業；沒有一次成功改善國際收支。

「總體上控制可預測微觀」這個假設不再成立。至少要把「粒子」當成「有機體」——它們能（至少部分）自行決定自己的行為，而不是純粹被動回應外部刺激。總體經濟限制著微觀經濟，但並不控制它。

我們需要的微觀經濟理論：

對市場的大量知識仍以「實務人士」零散持有，許多甚至未經意識化檢驗——廣告即一例：龐大的福特 Edsel 廣告史上最大規模卻徹底失敗，但沒人系統性問過「廣告是否本應是最便宜的大眾配銷方式」、也沒人知道如何把這個假設變成可測試的命題。
經濟學至今只認識「商品（commodity）」，不認識「產品（product）」——同樣坪數、同樣房間數的房子可以價值天差地遠；商品定義不夠用。
連「價格」也仍只用供給端定義；「賣方視角下價格不能太低」「漲價不能引發需求增加」這種理論預測，每天都被現實打臉——再用「不理性消費者」帶過，等於醫生說「病菌不理性、所以對抗生素無效」。
必須轉向以**買家所付出之總價值（buyer’s value）**為核心。美國國防部已嘗試「全壽期成本（life-cycle costing）」——按武器與物資全服役壽命的維護、訓練成本決定採購；越深入越會發現「價格」極為複雜。
共產陣營「重新發現市場」，是因為他們親身經歷了：總體完全控制生產與分配的計劃並無法馴服市場；只要消費者有任何選擇，市場就重新主宰一切。市場是一個有自己價值、動力與決策的自主力量。

我們真正需要的經濟學#

新經濟學是一個了不起的開始——分析力、概念清晰度、嚴謹度都極高；但它最多只是國民國家政府經濟的「骨架」，沒有世界、沒有企業家、沒有企業、沒有消費者。沒有它無法看懂身體，但只看它無法診斷或治療。

德魯克歸納我們需要的內容：

動態理論，補上現有的均衡理論。
創新與技術作為經濟事件納入理論與政策。
世界經濟模型，並理解世界經濟與國內經濟的複雜互動。
微觀經濟理論——理解作為「有機體」的演員（企業、地方政府、研究者、消費者）的行為。
理想情況下這四者統合為一個「經濟場（economic field）」；如同物理學歷經 19 世紀的多領域分裂、20 世紀的量子力學再統一、之後又分化——只要由共通的方法與計畫貫穿，經濟學若能走到類似的境界，就足夠了。

新一代經濟學家已在嘗試：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以「成長（而非均衡）」為中心、主張以固定速率（如 3% 年增長）有計畫地擴充貨幣與信用，徹底拋棄財政政策——「自亞當斯密以來最激進的提案」。他被視為極保守派、曾是高華德（Goldwater）競選顧問，但他並不是回到新經濟學之前，而是越過它。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沙克爾（G. L. S. Shackle）——他從個人在經濟中的行為出發，把「人作為經濟的「會動的零件」」當作公設；以企業家與經理人對未來的期望為理論起點，從目標反推當下行動，第一個真正以動態目的論為基礎的經濟學。

別問新經濟學「之後」的經濟學是「保守」還是「自由」——兩種都需要。它不會推翻新經濟學的分析、嚴謹、量化與資訊優先；但主題、關注、取徑將與舊新經濟學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