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窮人具有生產力

階級戰爭已被種族戰爭威脅取代#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開門見山地指出，世界經濟雖是和平與成長的機會，卻同時帶來新的革命威脅——世界上多為有色人種的窮人，對抗多為白人的富人：

今日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大。
與過去不同，這道鴻溝處於同一個資訊社群之內——人們透過電視即刻看見彼此的生活。
與過去不同，這是種族間的差距，而不是階級間的裂痕。

16 世紀的中國比英格蘭富有；但伊麗莎白時代的中國紳士與英國紳士的生活水準大致相當，兩國的窮人也差不多。今日，發達國的工人（更別說領救濟金的窮人）已成為世界級的「富人」，過著多數國家裡只有極富階級才能想像的生活。世界已被劃分為「懂得管理技術以創造財富的國家」與「不懂的國家」。

國內成功與國際對立#

在富國內部，技術奇蹟般彌合了階級鴻溝——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基本上化解了 19 世紀的階級戰爭幽靈。
但接踵而來的是國家間、文化間的所得與機會差距——過去從未存在過的差距。
即使這種差距曾在 400 年前存在，當時也無關緊要：沒有電視機，倫敦人不會知道中國人怎麼活；今日這道差距卻在同一個社群內被天天直播。

不是「南北差距」，而是種族差距#

德魯克直接挑戰流行的「南北差距」說法（暗示氣候是貧窮主因）：

中國人作為最大的前工業群體全是「北方人」。
印度全境位於赤道以北，且絕大多數人口在熱帶以北。
拉丁美洲所有重要人口中心——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波哥大、利馬、聖地牙哥、聖保羅，連里約都——位於溫帶。
例外只一例：日本——這個唯一的非白人富國。

種族不是解釋——日本（無「猶太基督教傳統」）已證明非白人有發展能力；港、台、新加坡這三個非共產華人社群也在 20 年內展現驚人成長。同時也有歐洲血統的拉美人未能發展，而西班牙與西西里的「殖民」狀態幾乎與多數拉美一樣嚴重。

德魯克強調：

美國黑人問題正是這個世界級問題最尖銳的版本——世界最富、最先進、管理最強的國家若無法促進境內非白人少數族群的發展，無論白人或有色人種都會把它視為「種族衝突無法跨越」的鐵證。
反過來，美國解決黑人貧困的能力，也將是對世界種族問題最大的可能貢獻。

為什麼一定會出現轉變#

有人預言公元 2000 年發達國家每週只工作半小時就能享受多倍生活水準——這不可能發生。三分之一的社群悠閒奢侈、三分之二一週勞作八十小時還只能糊口的場景，在「全球購物中心」的世界經濟裡，每個人都看得見鄰居怎麼活，這不可能持續下去。
阻止富人持續變富而窮人原地踏步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戰爭——人類向來破壞財富比創造財富容易得多。新左派引用毛澤東路線、寄望「不斷越戰」來摧毀「白人帝國主義」，這是犯罪式的愚蠢，但並非瘋狂。

歷史對照同樣警鐘震天：

1860–1910 年間每隔 20 年就有一個新工業國誕生，發展被視為自然而然的事——以致無人需要「發展理論」。
但自一戰以來五十多年，沒有任何國家成為新的先進工業國——這是過去半世紀與其前半世紀最大的反差。
若不能扭轉此局面，我們將從「階級戰爭」的幽靈跨入更可怕的「國際種族戰爭」幽靈。

美國自身的歷史證明這種戰爭不必發生：1880 年代北大西洋工業社會的階級緊張一觸即發，馬克思（Karl Marx）1883 年去世時，西方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已從革命派轉到費邊社（英國）、龔帕斯（Samuel Gompers，美國）、修正派（德國）。此後新技術（特別是電力）創造高生產力的高薪工作；教育讓窮人之子翻身；最關鍵的，是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學管理首次把知識應用於工作，讓工人首次具有生產力——克服階級戰爭的關鍵是「讓窮人具有生產力」。

馬克思主義在發達國雖已退潮，毛澤東已在世界舞台上接替了馬克思的位置。毛是否「不科學」並不重要——馬克思當年在 19 世紀經濟學家面前同樣站不住腳。重要的是願景與仇恨。

杜魯門「第四點計畫」二十年的成績與失敗#

量化指標看似亮眼#

杜魯門 1949 年提出窮國經濟發展的「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二十年後：

工業生產在許多開發中地區（特別是南美）成長迅猛。拉美都會區已不再是低度開發——其購買力與人口都大於義大利。
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主要城市可能已逼近「起飛點（take-off point）」。拉美人自己說：「拉美不再是低度開發，只是管理糟糕。」
印度龐大人口中已有 5,000 萬人（約 10%）屬於現代經濟；巴基斯坦、伊朗也快速成長。
1960 年代後期糧食生產與單位產量加速——美國農業部專家布朗（Lester R. Brown，曾以悲觀著稱）在 1968 年第二屆世界飢餓大會上預言，1975 年自由世界的窮國（包括印度）將為人人提供足夠飲食。

但「發展」仍算失敗#

數據再亮眼也無法說服公眾——而公眾是對的。杜魯門所構想的「發展」失敗了：它雖產出大量商品與工作，卻未能催生出一個新的主要成長經濟體作為示範。經濟成果可觀，政治與道德成果卻嚴重不足。
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的要求遠比想像嚴苛——所需的不是錢，而是更稀缺的智慧。

哪些做法行不通#

1. 不能再以農業融資發展#

19 世紀的發展模式仰賴一條公式：新處女地上的傳統農業為新興工業城市供應糧食、為發展中國家賺取外匯——

美國、阿根廷、加拿大、澳洲；德國東部、匈牙利、俄羅斯西部、烏克蘭、羅馬尼亞，是當時的「麵包籃」。
沒有這些便宜糧食，歐洲與美東的工業城市人口會餓死。
1870–1890 年美國橫貫鐵路所獲外資（按購買力調整）超過過去二十年所有對外援助的總和——這些債券違約、股權沖銷，但歐洲透過便宜糧食得到充分回報。
日本不靠新土地，靠絲綢出口為西方中產階級首次提供可負擔的奢侈品，賺取外匯買進機械——但日本農村本身在二戰前仍處於前工業狀態。

今日這條公式不再成立：
發達國的農業已是最先進、最工業化、最資本密集的基礎產業之一；發達與低度開發國的農業生產力差距遠大於工業差距（1:10 甚至 1:25）。
加州灌溉稻米的單位畝產是中國的十倍以上；中國同樣的灌溉地單位畝產又是印尼的三倍、印度的兩倍以上——印尼或印度農民再低薪也無法與加州人競爭。
過去農村可以「一次只革一場命」（馬克思甚至認為農村無法改變）；今日由於汽車、卡車、收音機、廣播、電力，農村被整合進城市世界，鄉村社會本身正在解體——這正是毛、卡斯楚（Castro）對馬克思的根本修正：他們鄙視都市群眾、寄望農村「革命菁英」。
即使依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比施（Raúl Prebisch）所主張，富國應對窮國農產品開放市場（這是極大的醜聞），效果也有限——多數工業國早已糧食過剩；英國若加入共同市場、放棄對英聯邦白人領地的近壟斷，可能變成肉、奶、蛋的大生產國。

2. 對外資本投資不再是答案#

19 世紀的對外投資（如歐洲投資美國鐵路）只是「地理上的對外」——錢投在能為投資國產出糧食、原料的設施上，投資由本國消費者支付而自我清算，不需處理「外匯轉換」問題。

今日大多數投資不同：

投資於受資國國內市場的產能，不會自動創造可償還投資的出口。
由於農業變了位置，發達國不必、也不易從低度開發國買糧。
受資國的糧食需求即使提高生產，也只能優先餵自己人。

這種投資對受資國的國際收支造成新的壓力——一旦外資流入稍緩，本息支付就吃光外匯，停付則信用消失。1950 年代中期後拉美最痛的十年，正是這種「資本內流停一停就立刻陷入危機」的局面。
不論補貼多誘人（人為低利率、由富國擔保），這條路都行不通——19 世紀的方程式已失效。

3.「貿易而非援助」的口號不夠用#

口號雖動聽，但「援助」也無法獨力承擔發展。

RAND 公司的平卡斯（John Pincus）測算：要把全球人均所得拉到 1,000 美元（仍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每年需要 1.4 兆美元，超過所有發達國年所得加總、為任何一年援助歷史最高紀錄的近 200 倍。「分配財富也許是社會正義，但作為經濟學一直是荒謬的。」

援助的真正功能是「催化劑」，必須喚醒當地能量，否則反而抑制能量：

美國糧食援助常加劇低度開發國的農業停滯（如印度的糧食國有化、押注於鋼廠、噴射機等政治面子工程）。
英、蘇格蘭蕭條地區、阿巴拉契亞、義大利南部：援助三十年仍蕭條依舊。新英格蘭的復興反而出自大學自發的科學產業，與援助無關。
援助會自然流向「問題」而非「機會」，於是製造或永久化依賴。
美國城市的社工被發現往往「製造了她努力減輕的痛苦」——救濟客戶被視為「個案」，意外地阻止他們重新自立，甚至試著工作就被取消救濟。
經濟學家（包含蘇聯與美國）在援助計畫中傾向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上去：偏好龐大、印象深刻、「先進」的東西（石化廠），輕視「輕浮的小奢侈品」——但對利馬、孟買或哈林區的女工人而言，口紅是少數能讓她暫時看起來像「她想成為的人」的東西，每分錢的真實價值高於任何奢侈品；化妝品廠每元投資創造的就業與管理人才比石化廠多得多。

援助是「醫生來之前的急救」——只有完全健康或注定要死的人，急救才足夠。把援助當成發展的載體，等於判窮國永遠無法發展。
真正的成功案例（南韓、台灣）都是「暫時危機 + 既有人力資本被援助重新啟動」的情況：兩岸渡海赴台的中國人已包含 50 年來大部分現代知識，香港也是；援助才成為點火器。

4. 政府對政府的計畫不能產生發展#

經濟發展不能從外部植入——更不能由「政府對政府」植入，無論這個外國政府是「民主的」還是「共產的」。
外國政府無法為他國設定優先順序，難以抗拒當地把稀缺資源轉到非生產性、非發展性的「面子工程」。
美國對拉美的「軍事援助」即為例：軍機、軍艦本身已花掉發展所需資金，後續燃料、潤滑油、零件每一塊軍援要再吃掉外匯五到十塊。
蘇聯也同樣無法抵擋軍方勒索；它甚至對此非常清楚，把援助集中於印度、納薩爾埃及、古巴、剛果——從未自稱在「促進發展」。

政府本質上是保護性機構，必然以問題為導向、以政治壓力為先；但問題裡沒有發展潛力——只能避免崩潰，無法孕育新事物。

不過，有效的本地政府仍是必要條件。墨西哥三十年穩定治理是其經濟擴張的關鍵之一；但政府唯一無法提供的，是「個人的成就感」。

若財富是唯一條件，美國黑人哈林區早就不該是問題——它在世界有色人種社群中名列前茅，全美三分之五黑人家庭已在「貧窮線」之上，美國的「貧窮」對多數國家而言已是富裕。讓哈林淪為絕望泥潭與仇恨化糞池的，是「無望停滯與無力絕望的氛圍」。發展，主要是個人與在地社群的動能問題——政府能助燃也能熄火，但無法替代這份能量。

什麼可能行得通：日本模式#

兩位被遺忘的巨擘#

19 世紀人人視發展為理所當然，唯一例外是日本。當時兩位實業家之間的著名辯論延續了二十年：

岩崎彌太郎（1834–1885）：建立三菱集團——至今仍是日本最大製造業集團之一。主張「極大化利潤」。
澁澤榮一（1840–1931）：九十年的人生中創立了 600 多家工業公司。主張「極大化才能」。

兩人合力建立了當時日本約三分之二的製造與運輸企業——歷史上沒有兩位企業家對任何經濟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今日我們明白兩人都對：發展必須同時極大化資本生產力（吸引可用資本進入成長機會）與人才生產力（把社會的人力能量導向成長機會）。

兩人都不是為「富裕日本」而是為「強大且有成就的日本」而努力，都明白：發展的本質不是讓窮人有錢，而是讓窮人具有生產力。

為什麼日本是今日的典範，而非美國或蘇聯？
19 世紀日本已是非白人、非西方且極度貧困的舊國家、人口稠密。
沒有新處女地可墾、靠絲綢支付進口、無法依賴大量外資。
必須靠國內市場（最多區域市場）的產能——這正是今日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處境。

兩根柱子：契約式育人 + 契約式育資#

德魯克歸納，發展的兩根柱子都需要組織化「契約式生長（contract growing）」：

契約式育資（capital）：靠創投銀行家把社會閒散資本吸引並轉投到新生產能力。
契約式育人（people）：把人才有計畫地培養並導向成長機會。

創投銀行家：發展融資的歷史工具#

1820 年代法國社會哲學家聖西門（Saint-Simon）首先構想；1850 年巴黎佩雷爾兄弟（Pereire brothers）的 Crédit Mobilier 把它落地，事實上工業化了歐陸。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1870 年成立，明文以「把德國從窮農業國轉為歐洲頭號工業國」為使命。
摩根（J. P. Morgan）戰後從倫敦回美後也擔任此角色；岩崎在沒有歐洲理論的情況下，圍繞創投銀行打造三菱帝國。

真正的創投銀行家從成長與新生產能力中賺錢，而非如放款人從稀缺與需求中榨利。世界銀行與其關係企業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自 1950 年代中期起在全球扶植此類銀行——
每 1 美元的外資能吸引 5 美元當地資本，把外資乘上 5。
自身每投 1 美元再撬動 5 美元社區資金；最終 1 美元外資可連動 25 美元當地投資、再產生大量間接乘數效應（如汽車工廠帶動輪胎、道路、加油站、汽車旅館的投資）。
私營典範如 1964 年由 150 家發達國銀行與製造商共同創立的 ADELA：在拉美 3 年內以不到 3,000 萬自有資本撬動近 5 億投資、創造逾 25,000 個工作；亞洲版（「Asian ADELA」）正在醞釀。

「資本不足」是「資本管理不善」的委婉說法。世上沒有任何社會缺資本——資本被鎖在邊際土地上（如 18 世紀的法國、今日南美西岸）、根本未被投資（從農民到摩訶羅闍的印度寶藏），或雖被使用卻無乘數效應。真正缺的是有效需求、是組織化的乘數放大、以及創投銀行家。

契約式育人：複製澁澤、組織化人才開發#

1950 年代美國援助計畫只用了不到 100 萬美元在拉美各地成立管理協會與管理學院——當時不被看好（金額太小、協會在拉美「滿地都是」）。但成果無法低估：當拉美年輕世代開始意識到「必須學會管理」之時，這些協會塑造了能力、需求與自尊心。哥倫比亞考卡谷（Cauca Valley）的 Cali 市與其 Universidad del Valle 就是經典——年輕世代由管理協會出發，接管大學、推行公共衛生訓練、設立高層管理課程，十年內帶動 30,000 個就業與整個社區的全新領導力。

其他模式：

發展顧問服務（Development Advisory Service）：常駐哈佛、僅 75 人，由小組擔任開發中國家政府的高階顧問與公務員（巴基斯坦、印尼、賴比瑞亞、委內瑞拉）；要求東道國派出最佳人才，目標是創造當地的能力與願景。僅約 24 人於巴基斯坦運作，但工業 15 年內年增 15%、農業逾 5%。
跨國公司：應將其在開發中國家的活動，從資本投入與所有權控制，移向管理。多國公司應因培養本地企業與人才而獲取高額報酬；甚至可以「成功培養當地人才接班」作為取得當地股權的獎勵。
農業契約生長（agribusiness）：食品加工或行銷公司提供新品種、種苗、飼料、肥料與栽培知識，並在收成時保證最低收入；把農民承擔不起的天候、疫病、價格風險，由企業再保（在開發中國家初期由政府再保險）。美國的番茄、櫻桃罐頭幾乎全契約耕作。
巴西東北部這類人類侵蝕嚴重的地區：黑人無產階級（前甘蔗園奴隸後代）連嘗試新作物都不敢，「土地改革」的舊靈丹反成威脅而非誘因——只有把契約生長從「種作物」延伸到「種技能、自信與成就感」才有希望。
加州奧克蘭黑人貧民區實驗：先簽下確切工作（為大學維修打字機、為電話公司維護汽車），再針對既有職位訓練無業黑人青年——既能保證工作，又能要求高績效標準。

不必先打掉傳統文化#

學界長期相信「發展必須摧毀傳統社會」，這個看法是錯的——若真如此，發展只能透過血腥動盪實現。事實是：發展會改變社會與傳統，但必須建立在既有社會與文化機構與價值之上。
日本一百年前的西化幾年內就推翻了「平民不能成武士、武士不能變貴族」的階級制度——澁澤是農民出身，年紀輕輕就獲任財政部要職，自己選擇辭官創業；岩崎是武士出身。
同時新機構建立在「相互忠誠」「歸屬」的舊部落觀念上——政府、大學、企業都是日語裡「藩」（han，延伸的部落家族）；儒家倫理同時規範岩崎與澁澤。
印度當前打破婦女角色與工作中的種姓隔離，但走在前面的卻是傳統商業種姓與孟買的帕西人（Parsis）。
西語美洲以「老大學」為改革中心，新中產取代舊寡頭。
瑞典經濟學家米爾達（Gunnar Myrdal）在《亞洲戲劇》（Asian Drama）中主張先有大規模社會與文化改革才能發展；但他寫書的十年裡，巴基斯坦正是在沒有預先社會改革的情況下發展——發展本身啟動社會改變，同時重申並利用傳統價值作為引擎。

政府控制是過渡，不是終點#

發展早期政府所有可能必要——只有政府能調動高階人力，軍隊往往是國家唯一的教育機構。
發展深化後，國有變得越來越無效——醫院、企業、大學等機構日益複雜，需要管理自治與市場、非政府力量的監督；誰擁有它遠不如誰管理它、怎麼管理重要。這正是歐洲共產國家「新新經濟學」的底層命題。
日本一例：大型工業 1868 年由政府開辦，但因官僚經營虧損連連，1880 年起賣給民間——日本與其產業由此真正起飛。

發展的危險：過渡期#

發展是成長，成長從不有序；發展是變遷，變遷必然帶來社會與文化的脫位。社會剛起飛、進入持續發展時是最危險的時刻——經濟已是成功事實，領導者卻仍依舊社會的邏輯行事，社會與政治災難一觸即發。
英國：拿破崙戰後一代陷入近乎革命的危機。
法、德、奧、俄：一戰崩潰，源於舊統治集團無法理解發展所造成的社會新現實，仍以為戰爭是 18 世紀那種「短促有限」的玩具。
日本：一戰後重墜軍事獨裁——歷史上應對危機的本能反應。
美國：南北戰爭後一代的政治癱瘓與道德失範被歷史學家低估；種族危機很大程度是當時放任南方建立「白人至上」的後果。直到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重新樹立政治與道德領導力，國家才回到現實。
今日同樣的危機正在巴西東北部、印度語言問題、1968 年春的法國上演——但**「不發展」的風險更大；只有發展我們才有領導、引導、控制、激勵的可能，反之我們連存活都堪憂**。

結論：發展即「讓窮人具生產力」#

杜魯門 20 年前對「經濟發展」的呼籲是有真知灼見的——這仍是這個時代的核心經濟任務。但我們長期誤解了它：任務不是讓窮人富有，而是讓窮人具有生產力。
也必須認清，發展窮國對富國而言不是慈善，而是最赤裸的自利：
創造富國商品的可獲利市場。
自我保全——對人類三分之二的窮人對抗三分之一富人的「種族戰爭」威脅，最大的防線就是讓窮人具備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