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經濟政策

新時代對政府的更高要求#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指出，創新與技術變革的時代，對政府政策的要求甚至比對企業家的要求還要嚴苛：

在新產業作為經濟驅動力的時期，政府政策的首要原則是不要阻止或抑制生產資源的流動。
任何經濟中真正可移動的資源只有兩項——人與資本——必須能夠移向最具生產力的配置，並能離開昨日的事業。

阻擋資源流向高生產力部門，等於把較低收入強加於那些被「保護」的個人身上，並讓他們暴露於失業、不安、恐懼之下。生產力越高的工作，往往也越令人滿足、越能讓人為之自豪——尤其是當高生產力職位越來越多是知識工作時。

資本同樣必須流動：

一個經濟越「先進」，就越需要資本最佳化使用——「先進」的本質就是資本生產力持續上升、不斷從低生產力用途流向高生產力用途。
這是發達國家面對開發中國家追趕時，唯一能維持高生活水準與充分就業的途徑。

經過五十年的「連續」，已開發國家的制度結構卻剛好相反——同時阻礙人的流動、又懲罰資本的流動。美國與英國最為嚴重，這也是英國從成長型經濟轉為衰退型經濟的主因之一。

工會與技工制度的桎梏#

技工工會：成長最大的阻力#

德魯克將美、英成長最大的障礙鎖定在技工組織（craft organization）與技工工會（craft union）：

「管轄權（jurisdictions）」（美式術語）與「界線（demarcations）」（英式術語）禁止會員學習新技能，同時阻擋外人進入熟練工作。
技工制度本身已過時——再也不能依靠學徒制取得技能，今日真正稱得上「技能」的，必須奠基於系統化的知識。
即便技工技能仍有意義，技工式的工作組織也是錯的。

紐約市報業、美國海運與造船業的衰退，是技工工會反噬技工自身的活生生警告——它們宣稱「技能不變、技工不可移動」，結果卻讓會員失去工作、被困在沒有未來的崗位上。

瑞典 Rehn 政策的示範#

瑞典工會領袖萊恩（Gösta Rehn）二十年前構築的政策，完整地把目標從「保住舊工作」改為「促進流動」：

一個與政府、企業、工會合作的自主機構，系統性地促進工人流動。
預測未來一兩年的職位機會與裁員，提前訓練人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
必要時也安排個人與家庭從衰退社區搬到成長社區。
整體成本遠低於失業給付。

瑞典過去二十年的工業轉型強度高於任何西方國家，但工人技能、生活水準、工作滿意度同步上升——足證**「流動」可以是工作保障與所得保障的來源**，而不是威脅。

德魯克強調：技工工會不是「自然法則」，也不是「工業化的鐵律」——日本、德國、蘇聯這三個近二十年成長最快的國家全都沒有技工工會。德國戰前是技工式的，戰後重建工會時改為產業工會——美英常見的「該誰做這份工作」的爭執在德國早已不存在。

在英美瓦解技工工會將極其困難，但越來越急迫——若做不到，這兩國的經濟衰退幾乎不可能避免。

錯誤的稅制誘因#

大公司不易產生創新#

從歷史經驗看，新技術鮮少出自既有大公司：

電腦不是 RCA 或 GE 推出的，而是 IBM——二戰前夕公司很小、連一名科學家或工程師都沒有。
新影印技術不是印刷機廠商獨佔的，而是 Xerox——1950 年仍是地方上的小工坊。
新製藥業的領導者不是傳統大化學公司。
飛機與太空業的領導者也不是通用汽車或福特。
表面例外是 GE 與西屋的核能發電——但核反應爐在經濟意義上根本不是創新，只是用新方法產生「同一種蒸汽」，本質上仍是另一個鍋爐；GE 與西屋投入核能是防禦性而非創新性的。

研究亦顯示，例如鋁加工的七大重大改變中，只有一項出自大公司，其餘均出自個人或小公司。生產力最差的環境是政府資助的「大研究」——當時美國 80% 研究人員領政府錢，但產出新點子、新知識、新產品大概不到全國的 20%。

創新極度依賴資本#

創新昂貴。每花 1 美元在創新本身，就需要再花 10 美元把它發展成產品或服務、再花上百美元才能讓產品順利上市並產生第一分錢的利潤。新的小企業必須能誕生並成長——而這意味著資本必須流得進來。

美國稅制是最強的壟斷引擎#

德魯克對美國稅制的批評極為犀利：

公司股息「雙重課稅」（公司先課所得稅，個人收到股息再課一次）等於補貼把資本鎖在既有大公司裡。
除非股東總所得低於 8,000 美元／年，否則他寧可用資本利得而非股息收回投資——絕大多數股東因而希望公司留下錢自己投資。
結果是越來越多資本對新進入者（小企業、獨立創新者）關閉。

反托拉斯機關再努力，都無法抵消稅制的傾斜。真正驚人的不是大公司能維持地位，而是即便在這種稅制下，仍有許多新公司茁壯到讓 1930 年的「巨人」要嘛消失、要嘛變成相對不重要的小角色——但我們不能永遠靠運氣來補救自己的愚蠢。

兩個方向的稅改#

德魯克提出兩條技術上簡單、政治上極困難的路：

股息抵稅：允許股東把公司已繳的所得稅，從個人所得稅中扣抵，回復股東收股息的正常意願。為避免變成富人補貼，可將抵免額限制在公司所得稅實際稅率之內——僅照顧中產階級水準的所得（如法官、議員、頗為成功的醫師）。
以歐式增值稅取代公司利潤稅：另一個收益是強化美、英商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

這類改革背後的真正阻力，不是反對「巨大」，而是想保護現狀、讓臃腫怠惰的人——無論企業或工會——日子好過一點。工會、大學、慈善機構、現任管理層都有既得利益於現行稅制。所以改革政治上更難，但也正因如此更值得推進。

隱性保護不如直接補貼#

當不可避免要保護某些群體時：

舊式的隱性保護（關稅、配額、稅碼中的折舊優惠等）危害遠大於好處——會扭曲市場、製造難以擺脫的依賴。
直接、公開的補貼（如甘迺迪總統建議、國會通過的、針對自由貿易衝擊的「短期慷慨補貼」）才是正解：在陽光下、有期限、可導向使受影響者重新自立。

1967 年秋，英國工黨政府不改稅制，反而想用政府資金購入低利潤新創公司股權——這只會擴大資本錯置的浪費。先前在飛機業已出現過：政府每每押錯創新與投資。

將世界經濟當作量尺#

國內市場的訊號已失靈#

德魯克認為最大衝擊在於：發達國家必須越來越從世界經濟讀取訊號：

沒有任何大型發達經濟今日仍擁有可靠的國內市場指標——價格、工資、稅、補貼、預算、信貸政策的層層干預，使所有指標失真。
經濟政策最需要的就是可靠的指標，特別是判斷技術與經濟的最前沿在哪、新產業會是什麼、人與資本投入哪裡最具生產力——這些國內市場已無法可靠地告訴我們。

國際領域是相對未被操縱的#

國際舞台是相對「無法操縱」的最後領域：即便是蘇聯陣營，國家之間的交易都拒絕被計畫——共產世界統一控制經濟的嘗試在中國與東歐衛星國雙雙慘敗，原因正是國際交易不被操縱、真實價值會自我建立。
一旦資本、人、技術、商品有任何流動自由，真實平衡就會重新建立。

日本與英國：兩個對照組#

1940 年代末，沒有人會押日本在戰後經濟表現會超越英國——英國工業更發達、戰後更強、技術領先；日本工業則被摧毀、技能與教育水準遠低於英國。
但二十年後，日本超前、英國落後。核心原因不是「福利國家」拖累英國——日本的「終身僱用」等福利剛性其實更嚴。真正的差別是基本態度、視野與政策。
日本人讓世界經濟決定政策方向；英國人則讓政策服務於維持傳統國內經濟。

普遍迷思認為「日本沒得選，因為它太依賴外貿」——這並不正確。日本出口、進口各約占國內生產的 10%，是發達國家中對外貿依賴度最低的之一（僅次於美國）；英國、德國 15%，荷蘭、瑞典超過 20%。日本的選擇出於有意識的策略：確保資源投入未來，而非過去。

日本的具體做法：

國際貿易談判中，從不為舊產業犧牲新產業——絕不會用限制電子出口換取更多棉紡織、自行車或運動鞋的市場進入。英國則持續為昨日衰退產業出讓新興產業的小利。
1950 年舊產業占日本出口近 75%，1967 年降至約 1/3；新產業由 1/3 升至近 2/3。
日本與英國一樣官僚化，但官僚控制的方向相反：英國拿國有化來保住煤礦、鐵路、鋼鐵、棉紡織；日本則把資本、教育人力推向新產業，並積極引進電子、光學、製藥的外國技術，限制舊產業的技術引進。
形象經營也對照鮮明：英國在世博會推銷威士忌、毛料、瓷器（昨日的優質品）；日本主推電子顯微鏡（1964–65 年紐約世博會上甚至讓多數參觀者誤以為是日本人發明的）、現代造船流水線、合成纖維、相機、錄音機、電晶體收音機。

日本國內舊產業仍極為重要——任何政府不支持棉紡織與煤礦都撐不下去——但經濟政策強迫自己以世界經濟的成長前沿為基準。其餘國家本世紀剩餘時間都必須學會這件事：世界經濟是領頭羊，指出明日方向、指出國內經濟必須往哪移動。

在連續時代，鞏固昨日就是鞏固明日；在快速技術變動的時代，鞏固昨日就是削弱明日。企業與政府都必須學會把未來放在昨日之前。

為什麼還要繼續推動技術變革？#

德魯克回應「我們是否該停下來」的質疑：

在快速創新的時代，「不變」的代價不是維持現狀，而是衰敗。
全球面對的真正難題是貧窮——無論國內或全球。只有讓窮人更具生產力才能解決，而這需要發達國與開發中國共同的經濟成長。
即便發達國想停下，世界其他人也不會停下；發展中國家急於發展、其他發達國（西歐、日本、蘇聯）急於追趕美國。

「技術國際收支」是新的關鍵指標#

美國未來必須學會看一個少被使用的指標——「國際技術收支（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technology）」——其重要性可能高於「貿易收支」與「國際收支」。
沒有任何國家、產業、公司能自產所需全部技術——每個國家都必須進口技術。
長期支付他人技術的唯一硬通貨，是自己的技術——專利只能用專利支付。
賣技術也是替自家商品與勞動力創造市場的最佳途徑：每 1 分錢的專利或授權收入，都可帶動原產國最多 1 美元的商品出口；而對外設廠投資雖效果類似，卻先吃國際收支的虧；技術出口則由買方先出資本、立即帶來收入。

知識成為發達國的真正比較優勢#

新產業是「知識產業」，使用大量「知識工作者」、產出高知識內容的商品與服務——這正是發達國家擁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受過教育的人。

1930 年代發達國發現自己無法在勞力密集產業（棉紡織、鞋、玩具、縫紉機）與日本競爭；三十年後，連日本都被香港、新加坡、巴基斯坦逼退。發達經濟已付出知識的高成本，就必須取得知識的高生產力——否則繼續死守低知識含量的「現代」產業，必然失去競爭力。

最終的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技術變革」，而是：

如何讓這個新產業如百年前般快速湧現的時代，同時成為一個經濟成長、社會正義、個人福祉與成就兼具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