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技術奇蹟」之外的視角#

預測未來「技術奇蹟」是當下最流行的事，每個月幾乎都會冒出一份新的「未來奇蹟產品與製程清單」。然而再有說服力的預測，往往都忽略了二十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最重要的質性與結構性特徵——它們的重要性遠超任何單一發明、產品或製程。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的核心觀察有兩點：

• 已開發國家——無論西方或共產陣營——若靠過去一百年提供成長動力的產業與技術，不可能再撐起新一輪的擴張。這些產業在已開發國家已是「成熟產業」（經濟學上「初老」的委婉說法）；只有在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它們仍能撐起快速且廣泛的成長。
• 1850–1870 年間，經濟重心曾從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煤、蒸氣、紡織、工具機）轉向新產業（鋼、電、有機化學、內燃機）。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正進入另一場規模相當的轉移——而新產業不僅基於不同的技術，更基於不同的科學、不同的邏輯、不同的感知，並且需要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而非手工勞動者。

新產業可以為已開發經濟體提供數十年（甚至再一個世紀）的成長動能。但它們極不可能在缺乏堅實工業與教育基礎的國家裡誕生——也就是說，只可能誕生於已開發國家。

老化中的「現代」產業#

德魯克以三大支柱產業為例，說明「現代」產業的成熟與停滯。

農業：最壯觀的成長表演已近尾聲#

• 美國勞動力 1900 年有一半務農、1945 年仍有近三分之一、現在不到十分之一，產量卻是六十年前的數倍。
• 過去二十年生產力提升的主因，不是既有產業內部的進步，而是「組合」改變——人從低生產力的邊際農業，轉移到較高生產力的城市工作。
• 美、日、德、法、義（北部）皆透過這條路徑大幅提升整體生產力；英國因 1860 年代就完成此轉移，缺乏可動員的邊際農業勞動力，這是過去二十年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
• 估計戰後 20 年間生產力增長中，有一半以上歸功於這項人口移轉——美國平均每年 3%、日本 6–7%。

邊際農民的庫存幾乎已耗盡。在已開發國家，剩下的鄉村人口多是老人、婦孺，或是缺乏教育與工作習慣的年輕人，需要大量再投資才能轉化為可用勞動力。即使美國農夫在十年內把生產力翻倍，也只能為國民所得多貢獻 4–5 個百分點。

德魯克指出，已開發國家的農業已成為最具生產力、最資本密集、最機械化、知識輸入密度最高的產業——從最傳統的部門變成最進步的部門。但農業已無法再扮演經濟火車頭。

鋼鐵：表面繁榮下的慢性病#

• 二戰摧毀了當時全球第二、第三大鋼鐵業（德、俄），但全球鋼鐵產能已是 1939 年的五倍；日本超越德、英成為第三大鋼鐵國，連拉丁美洲小國都有自己的鋼廠。
• 表面風光掩蓋了一場萎縮：戰後鋼鐵在已開發國家失去四分之一的傳統市場——容器（油桶被塑膠塗覆紙取代、罐頭轉用塑膠/鋁/紙）、橋樑與建築（被預力混凝土搶單）。
• 鋼鐵的根本問題是製程：誕生於一百多年前、長期未變的煉鋼流程在物理與經濟上都極不合理：
  • 三度升降溫度：每次都是高成本操作。
  • 重複搬運高溫熔鋼：以高腐蝕形式、長距離反覆搬運。
• 要重拾成長動能，鋼鐵成本必須再下降三分之一以上。

技術革命已經啟動：

• 二戰期間在奧地利開發、近十年才能處理大噸位的氧氣轉爐法，把煉鋼從機械工業變成化學工業。
• **連續鑄造（continuous casting）**消除溫度浪費，以重力流取代昂貴危險的搬運。
• 英國的噴霧法等實驗，可能徹底取消整座鋼廠，從原料連續化學流出成品鋼。

即使新技術讓鋼鐵成本降低，舊鋼廠仍須報廢或大規模重建，未來鋼廠應建在深水港。歐洲鋼鐵業整體位置錯誤，俄國與美國匹茲堡的老廠也是。鋼鐵能否復甦，將取決於它是否願意承受一場財務震盪。

汽車：從激情走向便利#

• 過去二十年，汽車是西歐與日本成長的主要驅動力，在美國也持續成長。
• 已開發國家中，俄國地理條件接近美國，汽車熱潮才剛起步——道路、加油站、旅遊、旅館等次級效應尚未啟動。
• 但西歐每平方英里的汽車密度已接近美國高度機動化區域，西歐與日本可能已逼近飽和點。
• 已開發國家城市擁擠日益嚴重；空汙、塞車、安全爭議升溫，內燃機車輛逐步被排除於市中心是時間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人與汽車的浪漫戀曲可能才剛開始；但在已開發國家成人之間，汽車已從激情變成便利、變成必需品而非身份象徵——美國數年來圍繞汽車安全的爭議，很可能就是「漫長戀情即將結束時必然爆發的口角」。

「現代」產業仍可在開發中國家撐起快速成長，因為技術可整套引進、且具高乘數效應（農業現代化能拉動肥料、農機、運輸、加工等十多個行業；汽車業每位裝配工人可帶動約八個間接就業）。但對已開發國家而言，這只會帶來像英國那樣**「看似富足、其實緩慢衰弱」**的繁榮。

地平線上的四個新產業#

1. 資訊工業#

電腦在資訊工業中扮演的角色，相當於中央發電站之於電力工業——不可或缺，但不是全部。

• 西門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1856 年發明發電機，但直到愛迪生（Edison）1879 年的電燈泡，電力才成為真正的工業。
• 1940 年代末電腦問世，但**「資訊系統」仍未真正建立**——我們缺的不是硬體（如電燈泡），而是對資訊本身的概念性理解。
• 我們需要一套類似聖安博羅修（St. Ambrose）1,600 年前發明的樂譜記法，能用適合電子脈衝的符號表達文字與思想，取代笨拙的程式語言。

二十年後，個別企業擁有自己大型電腦的可能性，將如同今日工廠擁有自己發電廠般稀少。資訊將以「分時（time-sharing）」方式取得，一小時電腦時間從幾千美元降至百元、進一步可能降到一兩美元——最終可能與一小時的照明電費（一便士或更少）相當。

學習與教學將被新的資訊可用性深深改變，但未必使用電腦。教學是人類最古老也最反動的工藝，是唯一還沒有「讓一般人能達到優異表現的工具」的傳統手藝——遠遠落後於有效工具已存在百年的醫學，更遠遠落後於擁有數千年學徒制的機械工藝。

人力需求也將龐大：

• 美國 1975 年前需要約 100 萬名電腦程式設計師（當時僅 15–20 萬人）。程式設計師之於資訊工業，正如裝配線工人之於昨日的大量生產工業：半技術、高薪、高生產力。
• 系統工程師（systems engineer）等高階職位，未來十年可能需 50 萬人。

2. 海洋#

德魯克以一個歷史類比點題：

• 七千年前的古埃及在同一個世代完成兩件大事——金字塔與犁。金字塔震撼了西方對世界、哲學、數學與科學的想像；但真正改變糧食產量、催生人類最早城市的，是當時無人留意的犁。
• 太空探索是我們的「金字塔」，海洋探索則是我們的「犁」。

海洋的潛力：

• 物質資源遠比陸地豐富，至今幾乎未被開發。
• 對魚的位置與動向，我們的了解甚至不如青銅器時代的祖先了解獵物——但這正在迅速改變，從「捕魚者」走向「養魚者」。
• 海水中的礦物資源、特別是海底與海床下的礦藏，將是新供應來源。

海洋自古被視為 res nullius（無主物），不屬於任何陸地政府的管轄範圍。系統性開發海洋將帶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法律與管理新問題。

3. 材料#

塑膠（plastics）是唯一植根於二十世紀（而非十九世紀）科學的主要產業——其基礎是放射科學早期成果之一的 X 光繞射。它是第一個「材料工業」，為特定用途與性質創造材料，而不是利用自然存在的物質。

玻璃、鐵、鋼、有色金屬、陶瓷、混凝土、木材在四、五千年前——希臘時代之前——就已存在。紙是中國人在基督紀元前後發明的。只有橡膠、鋁是「現代」的，再加上後來的塑膠。古羅馬鋪設、兩千年來未經修復的混凝土水道，至今仍供水給德國科隆。

舊典範的特徵是：每種材料只能由一種資源生產、僅用於特定用途，「材料溪流」彼此平行而不交會。鋁在二戰前後率先打破此典範；塑膠進一步證明：材料是可以「設計」的「物質結構」——基於對物質基本性質的理解，依特定目的安排分子結構。

新材料典範的精髓是「複合材料（composites）」：

• 結合純金屬晶體的高強度與有機化合物的彈性。
• 結合特定原子構型的導電性與其他構型的電阻（如電晶體晶體中刻意「摻雜」的雜質）。
• 起點不是物質，而是原子與分子的微結構及其在量子力學定律下的物理、化學與電氣特性。

美國空軍前太空與設計負責人施里弗將軍（General Schriever）稱新太空材料為「過去三千年來最大的單一進展」，並非全然誇張。例如某種以硼晶纖維嵌入塑膠樹脂的複合材料，強度是鋁的兩倍、剛性 2.5 倍，重量輕 25%、成本最終可望更低。

新材料典範的本質是：

• 從關注物質轉向關注結構。
• 從工匠轉向科學家為造物者。
• 從化學轉向物理為基礎學科。
• 從工坊的具體經驗轉向抽象數學。
• 從「自然提供什麼」轉向「人想達成什麼」。

最受衝擊的將是多用途材料（特別是鋼鐵）；專用材料（如混凝土）影響較小。所有材料未來都必須被視為互相競爭、屬於同一條材料溪流，由終端使用者依性能規格而非物質本身來選擇。

4. 巨型城市#

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斯曼（Jean Gottesmann）創造的「巨型城市（megalopolis）」一詞，已快速被普遍接受。它將催生一批新技術與新產業。

德魯克將城市分為三個世代：

• 十八世紀的城市：政治、工藝、貿易中心；服務於鄉村社會與農業經濟。
• 十九世紀的「Grosstadt」（大城）：以工廠煙囪取代貴族府邸、以工廠工人為主要居民；混亂、暴動頻繁。1848 年歐洲遍地革命、1850 年代紐約反徵兵暴動，皆是其產物。最動盪的反而是利物浦、伯明罕、艾森這類沒有前工業城市基礎、純由工業集群形成的工業荒原。
• 二十世紀的巨型城市：以知識工作者為基礎、以資訊為主要產出與需求。其代表性地景是大學校園而非工廠煙囪，其中心政治事實是大學生而非「無產階級」。

1850 年的 Grosstadt 是因奧斯曼男爵（Haussmann）打造巴黎大道（Grands Boulevards）的願景才被「組織化」。維也納與巴黎這兩個照搬其願景的城市，原應隨戰敗國地位而衰落，卻立刻成為歐洲的智識與藝術中心。同樣地，今日的巨型城市需要一位新的奧斯曼——所有以「回到 Grosstadt」為目標的都市計畫（如倫敦的綠帶）都已失敗。

巨型城市需要的真正創新：

• 新的大眾運輸：能在小空間處理大量人流，同時兼具鐵路的容量與汽車的彈性。Grosstadt 有單一核心；巨型城市沒有核心——這就是為什麼地鐵與電車的「中心輻射」假設失靈，市民死抱著汽車不放。
• 垂直街道：高層公寓裡的「街道」就是社區生活的軸心、安全的關鍵；羅馬不是因壞人少而安全，而是因街頭永遠有人。十九世紀的電梯被設計為讓同一棟樓的人彼此孤立——這正是大型公寓街區既不像鄰里、也不安全的原因。建造垂直街道（或許運用手扶梯與其他技術）將是重大挑戰。
• 更激進的可能性：讓人不必移動，而讓資訊與想法移動到人身邊——這將需要與十八世紀城市技術完全不同的新產業。

新的知識基礎#

德魯克歸納，所有新產業都奠基於二十世紀的知識：

• 物理：輻射物理與量子物理。
• 物質與結構的新科學。
• 分子與原子鍵的物理化學。

但同樣關鍵的是「科學」之外的知識：

• 電腦的根基是符號邏輯——若沒有羅素（Russell）與懷海德（Whitehead）1910 年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電腦不會誕生；推動電腦最有力的是理論數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而非電氣或電子工程師、甚至物理學家。
• 所有新產業共享一個**「系統（systems）」感知**——這是把一戰前出現於生物學「生態」、心理學「人格」、德國知覺研究的「格式塔（gestalt）」、人類學「文化」中的**「構型（configuration）」感知**，翻譯為技術。

新技術不是「應用科學」。它整合了人類知識的全部光譜——物理科學與人文兼備，並消解了笛卡兒（Descartes）三百年前在西方思想中設下的物質與心智之分裂。

這對知識結構也有重大影響：

• 我們再無法容忍史諾（C. P. Snow）所謂的「兩種文化」分裂——科學人必須再次成為人文人，否則他將缺乏讓科學有效的洞察；人文人必須具備科學素養，否則他的人文將失去意義。
• 經濟領域的政治家、企業家與研究者，都必須能在兩種文化中自如穿梭。

技術也不再是文化之外的事物：

• 自希臘人把奴隸制變成經濟制度與生產基礎以來，工作及其工具、方法與組織就被視為文化之外、不值得「有教養者」關注的事物。
• 新技術站上文化中心，等於終結了希臘知識分子對「讓他享受閒適生活的奴隸勞動」的鄙視——這必將同時改變文化與技術。

從經驗導向到知識導向#

新產業最深刻的轉變，是經濟資源結構的轉變：

• 1850 年以前的所有技術與產業都奠基於經驗，幾乎無關「系統化、目的明確、有組織的資訊」。
• 即便是十九世紀後半葉誕生、至今仍主導經濟的「現代」產業，也大多以經驗為基礎——汽車、飛機誕生時，科學連助產士都不是；愛迪生本質上是傳統工匠而非現代研究者；只有化學工業有受過大學訓練的發明家。
• 新產業則完全相反，每一個都奠基於知識。

新產業承載一個新的經濟現實：知識成為核心經濟資源。系統化獲取知識（亦即正規教育）取代了傳統透過學徒制累積的經驗，成為生產能力與績效的基礎。

新產業就業結構也大不相同：

• 多數職位將是知識工作者而非手工勞動者。
• 即使是半技術職位（如電腦程式設計，僅需國中算術＋三個月訓練＋六個月實作），其基礎也是知識而非經驗或手工技能。
• 高技術職位（如海洋產業相關工作）對知識的依賴更強。
• 不論技術等級高低，職前準備將是課程學習而非學徒制；生產力取決於運用學校所學概念、理論與想法的能力。

不是延續，而是不連續#

德魯克強調：人們很容易高估新產業的衝擊——蒸汽船在 1860 年後才開始取代帆船，而那正是電力與內燃機開始取代煤蒸氣的時候。但即將到來的新產業，是質的轉變，不是量的加速：

• 結構不同。
• 知識基礎不同。
• 社會學不同。

它們所代表的不連續性，與 1860 年代到 1914 年之間誕生的那批產業相當。因此，任何「沿用現有政策、再多做一點」的企業或政府策略都將失靈——它們要求企業家與政治家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並擺脫今日工業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既有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