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背景#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寫作本書時（原版 1969 年）任教於紐約大學商學研究所，已因《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6）、《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1954）、《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1967）而被公認為現代管理學的奠基者。他的學術訓練橫跨公法、國際法與經濟分析，職業早期曾任《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與國際銀行經濟分析師，這使他習慣以橫跨經濟、政治、社會、技術的廣角視野處理議題。本書與其後的《管理：任務、責任與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3）一同構成其晚期社會分析的高峰。「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一詞雖在他 1959 年的著作即已出現，但本書是首次將其放在社會結構轉型框架中系統論述。

完整摘要#

杜拉克將本書定位為「警示之書」——像游擊區域中先行於貨運列車前的手搖車（handcar），引爆軌道上可能埋設的炸藥，回報「已在重塑社會結構」的不連續性。他拒絕流行的「公元 2000 年預測」，理由是可預測的只是延伸昨日的連續性，真正主宰未來的是隱伏其下的斷裂。全書圍繞四大不連續性各佔一篇：第一篇 知識技術——過去半世紀的技術連續性正在終結，未來成長產業將奠基於量子物理、生物化學、心理學、符號邏輯等本世紀前五、六十年的知識成果，技術節奏將回到十九世紀末「每隔幾年就有新產業誕生」的狀態；第二篇 從國際經濟到世界經濟——共享資訊催生跨越國界的相同欲望，世界已成為單一購物中心，但對應的經濟制度幾乎付之闕如，唯一例外是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先進國與落後國的鴻溝可能引發以種族而非階級為斷層的衝突；第三篇 組織的社會——每一項重要社會任務都已託付給由經理人經營的大型機構，社會本質已從個人主義轉為制度多元主義（pluralism），但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的政治語言仍主導我們的自我理解；第四篇 知識社會——知識已成為經濟的中心資本與關鍵資源，重塑勞動力型態、教育目的與專業權力的合法性，並提出新問題：「有知識的人」應對社會負什麼責任？結論章中，杜拉克將本書任務描述為「平凡無奇的任務（humdrum tasks）——是修補文明織錦的任務，而不是為新亞當設計新衣的任務」，與當時新左派的烏托邦想像劃清界線。

本書的貢獻與定位#

本書填補的空缺是：1960 年代末主流社會分析仍以階級、意識形態與冷戰格局為框架，但杜拉克指出真正改變社會結構的是技術節奏、世界市場、組織多元、知識資本這四股尚未被察覺的力量。相較於同期 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73），本書更早提出類似診斷，且論述同時涵蓋技術、經濟、政治、教育而非僅限社會學。其獨特角度是「只報告已發生的事」——拒絕預言，僅以紀律性的觀察揭示未被察覺的當下。主要受眾為政策制定者、企業領導者與教育工作者；本書也是「知識社會」「知識工作者」「組織社會」等概念的奠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