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機率測量」走向「決策管理」#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故事大致圍繞著機率與其精巧的測量工具:

  • Pascal 三角形
  • Jacob Bernoulli 的黑白石頭罐
  • Bayes 的撞球桌
  • Gauss 的鐘形曲線
  • Galton 的 Quincunx

連 Daniel Bernoulli 對「選擇心理學」的探索,也仍相信效用可被精確衡量。

現在主題要轉了:該承擔哪些風險、該規避哪些、什麼資訊算相關、我們對未來的信念有多堅定——簡言之,我們如何把「管理」加進「風險」?

不確定下決策:理性 + 測量#

不確定下做決策需要兩個要素:

  • 理性:客觀處理資訊;預測誤差是隨機而非偏倚的
  • 測量:把偏好變成可比較的單位

理性的人有清楚的偏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用資訊支持這些偏好。偏好意味著喜歡甲多於乙——這個概念內含取捨(trade-off)。但要讓偏好可被處理,必須能被測量。

Bernoulli 的效用:開創性卻一維#

1738 年 Daniel Bernoulli 提出 效用(utility)——衡量偏好的單位。他的核心命題:

世界上充滿可欲之物,但人們願意支付的價格因人而異;而既有越多的東西,再多一單位所願付出的價格越少。

但他的處理是單向的:

  • 著重「Paul 贏」的情形(聖彼得堡賭局中,Paul 永遠不會虧錢)
  • 虧損」(loss)一詞根本沒出現在他的論文中
  • 兩百年後,效用理論才把「虧損」納入

此外,Bernoulli 假設「擁有越多越不需要」——但今天我們知道「和瓊斯家比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會讓人即使夠用也還想更多。Bernoulli 沒有考慮到攀比與相對效用。

Bernoulli 為何沒主導效用理論的發展#

奇怪的是,後續效用理論的發展多半不是承襲 Bernoulli,而是各自重新發現。為什麼?

拉丁文的隔閡?#

Kenneth Arrow 指出 Bernoulli 的論文:

  • 1896 年才有德譯本
  • 1954 年才有英譯本
  • 而高斯也用拉丁文寫作,並未阻擋影響力

效用作為「偏好排序」而非「數值」#

更實質的原因:Bernoulli 用數字表達效用,但後世更傾向把效用當作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

「我喜歡這個多於那個」≠「這個值我 X 個 utils」。順序資訊比基數資訊更可靠——這是後世效用理論的關鍵轉向。

Jeremy Bentham:功利主義的奠基#

效用理論在十八世紀末被 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重新發現。

在特殊場合,你還能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看到他——根據他的遺囑,他的木乃伊化身體裝在玻璃櫃中(蠟頭代替原頭、帽子放在腳邊)。

1789 年他出版《道德與立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完全是啟蒙運動精神:

「自然把人類置於兩位主權之主——痛苦與快樂——的統治下。它們指明我們該做什麼、決定我們將做什麼……功利原則承認這種隸屬,並以此作為一個系統的基礎,其目標是用理性與法律之手,建造幸福的織物(fabric of felicity)。」

邊沁對「效用」的定義:

「物品所具有的特性,使其傾向產生利益、優勢、快樂、善、幸福……當其增加群體幸福的傾向大於其減少幸福的傾向時。」

邊沁談的是人生整體;但十九世紀經濟學家把這個工具用在更窄的地方——價格如何由買賣雙方互動決定。這條岔路通向供需法則(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維多利亞經濟學的偏狹#

十九世紀主流經濟學家——他們手中的世界靜止不動——只關心:

  • 「哪一個機會優於哪一個」
  • 不考慮虧損可能性
  • 不討論不確定性、景氣循環

他們花時間分析心理與主觀因素如何讓人付這麼多錢買一條麵包、一瓶波特酒、甚至第十瓶波特酒。「有人可能連第一瓶都買不起」是不可想像的。

維多利亞時代頂尖經濟學家 Alfred Marshall 的話:「沒有人應該從事讓他成為紳士以下的人的職業。」這就是當時經濟學家的視野。

William Stanley Jevons:把效用變成「價值理論」#

威廉・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7–1882)是邊沁的信徒、酷愛數學:

  • 利物浦出生,立志當科學家
  • 因家中經濟困難,赴雪梨皇家造幣廠當化驗員(雪梨當時人口正衝向 10 萬)
  • 十年後返倫敦學經濟,後任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
  • 他是 William Petty 之後第一個入選皇家學會的經濟學家
  • 他主張刪去「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二字——預示了學科的抽象化方向

1871 年《政治經濟學理論》#

開篇即宣告:

「價值完全取決於效用。」

並追隨 Bernoulli:「我們只需仔細追蹤效用如何隨持有量而變化的自然律,即可得到令人滿意的交換理論。」但他在書中從未提及 Bernoulli——以至於 Bernoulli 的開創地位被遮蔽。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Jevons 也很草率:

「機率估計是否正確的檢驗,是計算與事實的平均一致……在所有日常事務中,我們大致都這樣做。」

Jevons 的自負#

「在帕斯卡之前,誰會想到測量懷疑與信念?誰會想到對小機運遊戲的探究,會導致一門也許是數學科學中最崇高的分支——機率論——的創造?現在無疑:快樂、痛苦、勞動、效用、價值、財富、貨幣、資本等,全都是承認量的觀念。」

維多利亞時代的測量狂熱#

Jevons 的自豪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氣氛——任何事都能、也都應該被量化

  • 1801 年英國首次系統性人口普查
  • 保險業的統計越來越精密
  • 社會學測量被用來改善貧民窟、打擊犯罪、文盲、酗酒
  • Edgeworth 提議發明「hedonimeter」(快樂計)
  • 1920 年代年輕劍橋數學家 Frank Ramsay 探索「psychogalvanometer」(心理電流計)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失敗#

1860 年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與高爾頓討論後——願出資在牛津設立應用統計學講座被斷然拒絕。Maurice Kendall 評論:「我們的兩所頂尖大學似乎仍從塔樓中竊竊念著中世紀最後的咒語……三十年的努力後,弗洛倫斯放棄了。」

但這股「把社會科學量化」的潮流終究擋不住。自然科學的詞彙進入經濟學:「機制」「均衡」「動量」「壓力」「函數」交叉使用。今日金融界更直接用「金融工程」「神經網絡」「遺傳演算法」。

Jevons 的盲點:景氣循環#

作為自然科學訓練出身的人,Jevons 不能不面對眼前的事實——經濟確實在波動:

  • 1873 年(書出版後兩年)持續 20 年的歐美大繁榮告終
  • 1872–1878 年美國工業生產僅成長 6%
  • 接下來 23 年美國商品與服務價格下跌約 40%

這場巨大的衰退,會讓 Jevons 質疑古典經濟學「自我穩定」的假設嗎?完全沒有。

他提出了一個太陽黑子景氣循環理論

  • 太陽黑子影響天氣
  • 天氣影響收成
  • 收成影響價格、工資、就業

對 Jevons 而言:「經濟的麻煩在天上與地上,不在它的哲學裡。

一個被切斷的學說#

關於人們如何做決策與選擇的理論,逐漸與真實世界的日常脫節。然而這套理論統治了將近一百年。

即使大蕭條深處,仍有人相信經濟波動是「意外」,而非冒險驅動的經濟系統的內在現象。胡佛 1930 年「繁榮就在轉角」反映他相信大崩盤是過渡性偏離。連凱因斯 1931 年都還展現著維多利亞式樂觀:「我深信『經濟問題』……不過是個可怕、暫時、不必要的混亂。」(斜體為他自己加的。)

接力:信念與不確定性的新時代#

下一部分(第 12 章起)將正面處理這套維多利亞理性主義的崩盤——當 Galton 與 Poincaré 相繼去世、20 世紀大幕拉開時,「模糊的雲霧」(clouds of vagueness)將取代「度量無限」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