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旁觀者」#

旁觀者沒有個人歷史可言。他們雖也在舞台上，卻毫無戲份，甚至連觀眾都不是。一齣戲與其中演員的命運如何，要看觀眾反應；然而旁觀者的反應只能留給自己，對他人完全沒有作用。

但站在舞台側面觀看的旁觀者，有如劇院中坐鎮的消防隊員，能見人所不能見，注意到演員或觀眾看不到的地方。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並反覆思索——他的思索不是像鏡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種三稜鏡似的折射。

本書並非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或「我的時代」，也非自傳。書中人物登場的先後，僅依照他們在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一生中出現的順序。這也不是一本有關「個人私生活」的書——他個人的經驗、生活與作品只算是伴奏，而不是主題。然而，這本書極具主觀色彩，正如一流的攝影作品想要表達的那樣。

發現自己是旁觀者的那一天#

就在十四歲生日前一週，德魯克驚覺自己已成為一個旁觀者。那天是 1923 年 11 月 11 日，再過 8 天就是他的生日。在他童年時期的奧地利，11 月 11 日是「共和日」（Republic Day），紀念 1918 年哈布斯堡王朝結束、共和國成立。

對多數奧地利人而言，這一天即使不愁雲慘霧，也該是莊嚴肅穆——就在這一日，隨著最後的戰敗，一場夢魘般的戰爭終於結束，幾個世紀的歷史灰飛煙滅。但在維也納（Vienna）這個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共和日」卻代表勝利輝煌、普天同慶。

• 午時以前，街上一片死寂，沒有電車、火車，只有救護車、消防車與警車可以通行。
• 過了中午，紅旗飄揚，工人開始聚集，從市區與市郊各地向市政廳前的大廣場邁進。
• 大家唱著革命時代的老歌，重新堅定信念，並聽領導人反覆訴說階級壓迫的故事與無產階級幸福的未來。

維也納的「共和日」是民眾自發遊行的首例，甚至比蘇聯的五一勞工大遊行還早。這種活動已成為二十世紀一種特殊的大眾藝術形式：墨索里尼（Mussolini）、希特勒（Hitler），連阿根廷的裴隆（Perón）都極力模仿維也納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希特勒 1933 年 1 月 31 日掌權後所發動的第一次自發遊行——「波茨坦大遊行」——負責指揮籌劃的就是曾多次主導「共和日」遊行的維也納社會主義者。

扛大紅旗的少年#

在 1923 年 11 月 11 日的遊行中，輪到第十九區多伯林（Döbling）子弟兵打頭陣。德魯克就住在這一帶，對他們而言這是無比光榮的事。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一支年輕的社會主義「雜牌軍」，都是預校（Gymnasium）學生，也就是同區修習人文學科、準備進大學的中學生。

其中一位最近才加入「同志」行列的年輕人，將威風凜凜地舉著大紅旗，走在最前面，向世人宣告「我們是追求社會主義自由平等的多伯林學生」——這個人，就是德魯克本人。

按理說他還沒有資格參加——「社會主義青年軍」不會要他，因為中學生須年滿 14 歲才能參加政治活動。在達法定年齡前 8 天參加遊行，應該無關緊要。不過，他也正是嚐到了一點「違法」的興奮，才願意加入。那時的他是個獨來獨往的小子，在同學間沒什麼人緣，因此當青年軍幹部（一位身材高大、唇上彷彿長著鬍子的醫科女學生）來找他、要他帶領遊行隊伍時，他欣喜若狂。

那天清晨，他把鬧鐘調到 4 點半，鈴一響便衝到窗前。前一晚的大雨已停，還可見星光破雲而出。他們在校門外集合，熟悉的街道頓時變得陌生而神秘。大家一邊高歌，他一邊驕傲地展開那面大紅旗。一群群年輕的學徒與工人加入行列，跟在他身後十二人一列齊步走，他單獨走在最前頭，身後逐漸聚集了數不清的人群。

我想，這真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了——或許是吧。

一灘積水，一個頓悟#

隊伍浩浩蕩蕩穿過輻射狀的大街、越過廣場、走過仿哥德式建築的市政廳。突然間，他看到正前方有一灘狹長形的積水——看來還不淺，大概是昨夜大雨留下的。

從前他很喜歡積水，現在依舊。一腳踩到積水中那撲通撲通的聲音真叫人心滿意足；平常他還會故意走到積水處，涉水而過。但今天不是他自己想走到這灘積水前，是眾人驅使他到這裡的。他盡最大的努力想繞過去，然而身後那整齊的步伐聲、源源而來的人潮與劃一的動作，好像對他施了魔法。

於是他大步越過那灘積水。到了另一頭，他一語不發，把手中的旗幟交給背後那位高大的醫科女學生，隨即脫離隊伍，轉身回家。

長路漫漫，他大概走了兩三個小時。路上盡是一群群的社會主義者，十二人一列昂首挺胸、扛著紅旗，從他身邊走過。此時此刻，他覺得格外孤獨，卻同時有一種飄飄然的快樂，以及無法言喻的得意。

到家之後，他生平第一次用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父母原以為他傍晚才會回家，看到他這麼早回來，擔憂地問：「你身體不舒服嗎？」

他老實回答：

我從來沒這麼高興過。我終於發現我不屬於那一群人。

就在那蕭瑟的十一月天，他發現自己是個旁觀者。

旁觀者是天生的：八歲那年的聖誕派對#

德魯克認為，旁觀者這種人是天生如此，而非後天刻意培養。他回想，早在八歲那年參加朋友家的聖誕派對時，就已經有跡可尋。

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秋天，奧地利爆發第一宗「發國難財」的醜聞，連著好幾個星期佔據報紙頭條：維也納高級飯店老闆克倫茲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訴。當時根據配額制，每個成人能分到的那一丁點肉根本買不到，若真買得到也不能吃；而克倫茲的餐廳裡卻有上等貨色，都是從黑市買來的。

但實情是：

• 克倫茲並沒有向顧客多要一分錢，供應分量與配額相符，也依法收取糧票。
• 法律當初只規定肉品價格，起草者沒想到會有人願意花更多錢購買。
• 法官指控他「有計畫地」抬高價格，把腦筋動到住宿費、最低消費等沒有收費規定的項目，以填補肉品的高成本。媒體與群眾一致鼓掌附和。

那年聖誕，德魯克參加了一場上流社會家庭為孩童舉辦的派對。孩子們雖只有八九歲，卻已交頭接耳議論「克倫茲案」——這不足為奇，因為當時人們整天談論的就是戰爭：每個人都有親友在前線，孩子們是看著陣亡名單與粗框訃告學會認字的。每天早晨，父母一起床就帶著驚惶神情翻看報紙第二版，看是否有親友被列在陣亡名單上。

「你說的或許沒錯，但要小心」#

當派對上的孩子要德魯克解釋克倫茲案時，他慷慨激昂地為克倫茲辯護——其實是為這個「人民公敵」翻案。他認為，此人值得敬佩：他提供顧客期待的東西、遵守自己的諾言、讓顧客每一分錢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

話一說完，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其他小孩都為他這番話羞紅了臉。派對的小主人貝貝（德魯克的好朋友）多年後還一直責怪他破壞了派對氣氛。

不過，當他慷慨陳詞時，大人們也進來聽了，還面帶微笑。派對正是為慶賀貝貝的父親返鄉——他是德魯克父親的老朋友，在戰壕裡打了三年仗，最近因重傷幾乎致殘才得以回家。他把德魯克拉到一旁說：

你的觀點很有意思，我從來沒聽過有人這麼說。至少我們在另一間大廳吃飯時，沒有一個人提出這種意見。不過，彼得，你不要覺得伯伯在批評你。你對克倫茲的看法或許沒錯，但只有你一個人這麼想。如果要做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議你注意自己的行為，多為自己想想，驚世駭俗是不可取的。

旁觀者注定從不同角度看事物，所以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告誡。德魯克說，他牢牢記住了伯伯的話，但有時仍不免掉以輕心——寫作本書時亦然。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