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蒼蠅更多變#
多年前，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曾教過宗教學，覺得其樂無窮，但對所謂的「神學」卻缺乏興趣。有人告訴他，世上的蒼蠅共有三萬五千種；依照神學家的說法，則只有一種，亦即所謂「真正的蒼蠅」（The Right Fly）。天地萬物的種類固然無窮無盡，但天底下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男人與女人這兩條腿的動物那樣多變。
他在孩提時代就已察覺：人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我從未認為哪個人特別無趣。時守成規的、傳統的，乃至看起來極其無聊的人，一旦談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東西或興趣所在，無不散發出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每個人自此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
他舉了一個例子：一位新英格蘭小鎮的銀行家，最初給人的印象呆板無聊、滿嘴廢話，令人呵欠連連。可是當他突然話鋒一轉，談起「鈕扣的演變史」——細說這個小東西的發明、形狀、材質、功能與用途時，那炙熱的情感直逼偉大的抒情詩人。有意思的並不是話題本身，而是他這個人；在那一剎那，他已變成一個相當獨特的人。
本書寫作的目的，就在於刻畫一些特別的人，以及他們的特立獨行。
五十年來的一貫主張：多元、多樣#
從德魯克寫第一本書（大約五十年前）至今，他所寫的一切無不強調人的多變、多元與獨特。這五十年，大抵是集權當道、講求統一與一致的時代。在獨裁政體下，服從至上，大家行事、思考都一樣，連文字與圖畫都如出一轍，完全被一個「中樞」嚴密控制——也就是納粹所說的依同一軌道而行（gleichgeschaltet）。這股潮流風行一時，銳不可當，甚至淹沒了民主的聲音。
但德魯克寫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無論觸及政治、哲學、歷史，還是社會秩序、社會組織、管理、科技或經濟——都以多元化、多樣化為宗旨：
- 在強勢政府或大企業高呼「中央控制」重要時，他則一再主張分權、多做實驗、多開創社區組織。
- 在政府與企業結合成與整個社會相抗衡的機構時，他則認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即非營利、以公益為主的組織）特別重要——唯有在這裡，才能孕育獨立與多元的特質，護衛人類社會的價值，培養社群領導力與公民精神。
- 他指出，社會的組成與資訊來源，都會受到非營利（nonprofit）、非官方機構（如大學或醫院）的影響，它們各有不同的價值與個性。
然而，這種主張在過去猶如力挽狂瀾，格外艱辛。
時代潮流的轉向#
現在，時代的潮流終於轉到他這個方向了。打著集體主義、中央集權大旗的整齊劃一隊伍，終究只是假象，連有效政府的基本雛形都談不上，更別提經濟發展、公民權行使與社區組織的建立。在西方，我們正快速地「離心化」或「非中心化」：
- 醫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相信，治病在大型醫學中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療，而且越大越好；現在我們卻盡量把病人送到外圍的醫療機構。
- 企業：過去二十年中，美國大企業的規模持續縮小。驚人的就業成長都集中在中小企業。
- 教育：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美國建立了許多庞大無比的學校，這正是今日教育沉疴的病根。現在的學校紛紛走向多元化與非中心化，「磁鐵學校」（magnet schools）即為一例。
當然，「小就是美」和「大就是好」一樣，都是無聊、愚蠢的口號。看看造物者所創造那無窮無盡的物種就可了解。
我們不可能再回歸十九世紀那個只有弱小政府與地方教會、學校的時代。我們正快速邁向知識社會，而這社會終究會走向由各種組織形成的社會——許許多多的組織將各有不同的面貌，離開中心走向外圍，形式萬千。這些組織的結構也不再是整齊劃一的標準——如過去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所堅持的「製造業的唯一標準結構」或「模範政府機關」。
未來是「有機體」的時代，由任務、目的、策略、社會與外在環境所主導。這正是他在四十年前寫的《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 年出版）一書所倡導的。
為何寫這本書：由概念回到「人」#
德魯克這五十年來的論述，無不強調「有機體」、「離心化」與「多元化」——但這些都是抽象概念的問題。許多人利用他的作品，把他視為導師或顧問；而他自己總是喜歡以一些人物為例來闡釋，因為「人」比「概念」有趣得多。只是這一路寫下來，他對概念的處理反倒比較得心應手。
《旁觀者》這本書是為我自己而作。然而這是一本有關「人」的書，不是以我自己為主題。
英國版的副標題——Other Lives and My Times（記錄其他人物以及我所歷經的時代）——將本書主旨一語道盡。在他所有著作中，沒有一本的醞釀時間像這本這麼長：二十年來，這些人物一直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也沒有一本書這麼快就問世——從坐在打字機前寫下第一個字，到完成全書，不到一年。
這本書雖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卻是他個人最喜愛的一本。讀者的反應也是如此——常有讀者對他說：「你的著作我幾乎都讀過，對我幫助相當大，特別是在工作上。但在這麼多作品裡，《旁觀者》給我的樂趣最多。」並常加上一句：「因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別。」
「社會圖像」：用人物反映時代#
本書可視為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個別獨立。德魯克希望藉此呈現社會的圖像，捕捉並傳達下一代人難以想像的那種氛圍、況味與感覺——例如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羅斯福新政時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的美國。事實上，早在甘迺迪執政時，寫作此書的念頭已開始萌芽。
對於他的孩子、學生與許多年輕朋友而言，那些年代雖還算不上「歷史」，卻已如亞述王國的尼尼微（Nineveh）與阿蘇爾（Assur）那樣遙遠而不可及。
「社會科學」無法傳達出一個社會的內涵、風味與現實，正如光靠度量衡無法說清一個人的長相與舉止；同理，一張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無法傳達夏日親身佇立於綠色山丘的感覺。只有「社會圖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會的面貌。
這種「社會圖像」正是十九世紀偉大的小說家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始自珍·奧斯汀（或許她就是此一文類的始祖），接著是巴爾扎克、狄更斯、特洛勒普（Trollope）、托爾斯泰、契訶夫，以及三位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與薇拉·凱瑟（Willa Cather），直至喬伊斯（James Joyce）的《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以及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世家》與《魔山》。這些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任何時代都可見到他們的身影。
本書定位#
德魯克並沒有野心要超越這些十九世紀的經典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小說家，也無法像那些描繪社會的大師一樣「創造」真實的人物。但他認為，自己至少可以好好地**「報導」一些人物。他之所以挑選這些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所指涉」，也不是因為他們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為他們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而他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將社會真相折射或反射了出來。
例如，在本書最後一章〈無私天真的夕陽歲月〉中，他試圖重現二戰前的美國——也就是「新政」最後幾年——的感覺、含義、社會心理與情感氛圍。他認為，在社會史上沒有一個時期像那個年代那樣，混合著希望與失望、對知識的狂熱、不妥協與各種多元表現；對於 1937 年從瀕於腦死的歐洲登陸北美的年輕人來說，那是多麼震撼。而對當時的歐洲而言，「戰前」（即 1914 年之前）的陳腔濫調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權主義與戰爭。
其他章節都是以人物為主，一個章節談到一個，至多兩個。德魯克之所以拿他們作為主題，是因為這些人本身都是極為精彩的故事。結合起來，可印證一點：
社會終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人和他們的故事組合而成的。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