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斯的距離#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與魯斯（Henry Luce）並沒有特別的交誼——一輩子只同桌吃過兩次飯，一次在初識時，一次在三十年後的大型餐會上。兩人之間多年來有一種「眉目傳情」式的互動：通常是魯斯主動示意，德魯克一開始有點動心，一旦深談卻發現兩人格格不入。

1937 年春，德魯克抵達美國，為英格蘭（England）與蘇格蘭（Scotland）幾家報社擔任駐美記者。那正是魯斯雜誌王國如日中天的年代：

• 《時代》（Time）已有 15 年歷史，是美國唯一的全國性新聞雜誌
• 《財富》（Fortune）開創了現代「深度報導」的先河
• 《生活》（Life）才創刊幾個月，卻象徵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德魯克曾想為英國報紙寫一篇介紹魯斯雜誌王國的報導，最後被編輯退稿——那時的英國編輯仍奉「報界不該報道自己」為圭臬。

《經濟人的末日》之後#

1939 年春，德魯克的《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出版後，他收到魯斯一封親筆信，表示非常欣賞，希望當面討論。魯斯與當時在百老匯（Broadway）最成功的劇作家、他的夫人克萊兒·布思·魯斯（Clare Boothe Luce）請德魯克到紐約（New York）一家高級餐廳吃飯。

魯斯其實並非「鐵石心腸的老闆」。他謙遜、好學，善於傾聽意見不同的年輕人。他讀過德魯克的每一篇文章、報告，邊緣寫滿眉批；後來德魯克才知道，自己會引起丘吉爾（Churchill）的推薦與魯斯的關注，關鍵是丘吉爾當時雖不得勢，地位仍不可輕忽。

「魯斯風格」的團隊新聞與邀約#

魯斯開始頻頻邀德魯克加入《時代》擔任國際新聞編輯——這是當時每個年輕作家的美夢，薪水更是在經濟蕭條中堪稱「駭人聽聞」。但德魯克發現《時代》的運作令人倒胃口：

• 所謂「團隊新聞作業」就是研究員（多為女性）負責查核事實，作家（多為男性）下筆，兩者分家
• 因分家造成的離譜錯誤層出不窮——有一次家裡的跛腳老獵犬被寫成「兇猛的德國牧羊犬」，飯廳裡孩子練琴用的二手直立鋼琴被寫成「平台型大鋼琴」
• 魯斯本人則長期讓編輯互相作對，派系鬥爭嚴重

更糟的是，《時代》內部有一批忠貞的美國共產黨員，而德魯克因為在《經濟人的末日》中預言希特勒（Hitler）與斯大林（Stalin）會達成妥協（六個月後果然成真），已被列入黑名單。魯斯三番兩次加碼邀請，甚至給他「高薪閒差」，德魯克都一一謝絕。

搶救《財富》十週年特刊#

1940 年，魯斯拿出一個令人心動的提議：拯救《財富》的十週年特刊。《財富》才是魯斯真正的最愛——《時代》是他與耶魯（Yale）同窗哈登（Briton Hadden）合辦的事業，《財富》則是他一手打造。

當時《財富》主任編輯達文波特（Russell Davenport）是惠特曼（Walt Whitman）再世般的作家，卻不懂得做月刊編輯主管的行政工作。他不會做計畫、不懂授權、沒辦法按甘特圖（Gantt Chart）跑進度——甘特圖正是魯斯引進雜誌界的創舉。十週年特刊眼看要難產，魯斯找德魯克來當「救火員」：寫兩篇主力論文（一篇論美國農業、一篇論美國勞動力），並接手編輯多篇稿件。

魯斯無法解職老朋友。他下了極大功夫把達文波特「架空」——自己親自接手編務，卻不讓他知道；甚至不參加編輯會議，而是在自己樓上的辦公室一對一指示。這種處理方式後來也成為時代公司失敗的原因之一：對老友的寬厚，變成對組織的傷害。

IBM 報導與魯斯的風度#

同期某位年輕作家寫了一篇關於 IBM 和創辦人沃森（Thomas Watson, Sr.）的報導，把沃森寫成「美國的希特勒」「新集權頭目」——只因為沃森不准員工在辦公室或公司的鄉村俱樂部飲酒。

德魯克向魯斯力陳：現在重寫已來不及，最好的辦法是由自己修改文中最愚蠢的段落，並接手所有 IBM 打來的電話。結果沃森親自來電，竟希望聘請這位執筆者擔任 IBM 公關部主任——名為重用，實為收編。

這件事展現了魯斯的幾個特質：

• 支持年輕人：即使他對文章大為光火，也堅持「文章以作者之名刊出，他有權堅持自己的意見」
• 罕見的幽默與寬容：對赤身裸體躺在地毯上工作的同性戀作家，他只問「文章寫得好嗎？」「他騷擾你手下的女性嗎？」——都沒有，他就擱下不管
• 卻也是可怕的老闆：他擅長製造內鬥，卻不直接下命令

給得太多，害得太深#

魯斯給手下員工過分優厚的待遇，在經濟蕭條的 1930 年代特別刺眼。德魯克曾質問他，魯斯答：「我們賺這麼多，給少一點我良心會不安。」結果：

• 員工習慣奢華的生活——高級餐廳吃午飯、頭等艙出門、第五街氣派公寓、康乃狄克（Connecticut）度假小屋
• 離不開時代公司，連離開之後也寫不出什麼著作
• 魯斯的善意和高薪，德魯克稱之為「對才智的謀殺」

在一次《財富》的生日派對上，德魯克下定決心：不管魯斯如何利誘，絕不進時代公司。

《生活》的宿命與媒體預言#

多年後，《生活》老態初現。魯斯請德魯克研究該雜誌可否起死回生。德魯克的結論是：

• 《生活》已敗給電視，若要保住地位，必須從以圖片為主轉為以文字為主——但這幾乎不可行
• 所謂「洛里默法則」（雜誌靠廣告、訂戶用來刺激廣告客戶成長）被美國出版業奉為金科玉律，卻把許多雜誌害慘了
• 真正可以起死回生的路，是電子傳送——未來的電子雜誌將取代紙本

遠在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之前，魯斯就已經斷言「媒介本身就是訊息」。他對美國企業的興趣不是喉舌，而是要透過全新的圖像（如畢加索、包豪斯設計學院 Bauhaus School）來呈現企業這個時代中心。魯斯創辦的《生活》是第一本用照相機說故事的雜誌，成就宛如最好的默片；他的精神導師是德米爾（Cecil B. DeMille）而非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對中國的一意孤行#

魯斯幾乎從不干涉旗下雜誌的政治立場——唯一的例外是中國。他出生在山東煙台的教會學校（只教英文），對中國的情感屬於美國傳統那種最浪漫的移情。這種感情也讓他終身仇視日本。

有一次，魯斯在《財富》編輯會議上提議做「歐洲復興」特刊。編輯們建議同時做一篇日本戰後復興的報導，魯斯一聽，隨即起身離去：「那麼這個特刊的構想就作罷。」

最後一面#

1966 年 9 月，紐約舉辦國際管理大會（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gress），68 歲的魯斯是主辦人之一，看起來已像 85 歲高齡。他請德魯克在身旁坐下，問：「最近在忙什麼？」

德魯克說：「我剛從日本（Japan）回來。你無法想像日本成功的程度……他們正努力把西方文化日本化。」

魯斯一聽，做了個鬼臉，站起來離去。半年後魯斯辭世，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德魯克的總結#

魯斯對美國政治其實影響有限——政治家的傳記很少提到他，連他渴望的駐倫敦大使職位，艾森豪（Eisenhower）都給了他夫人克萊兒、派駐羅馬。但魯斯改變了美國看世界的方式：

• 他是舊時代的最後一本大眾雜誌，也是新品種的第一個
• 電子雜誌可說是魯斯之子
• 他坦言：「且不論政策是誰制定的，不過讓我的靈感來引導吧」——而他真的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