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諾埃爾・布雷斯福德#
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958 年逝世時，在英國已沒有幾個人記得他。但在 40 年、甚至 25 年前，他是享譽大西洋兩岸的重要人物、了不起的作家。
- 文章發表於《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散文風格清晰、簡樸、優雅，深受 18 世紀《觀察者》雜誌創辦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與斯梯爾（Steele）的影響，而非他自己心儀的 17 世紀清教徒。
- 他的文章連邱吉爾、艾登（Anthony Eden）等政治觀不同的人也常引用。一出版即由美國《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紐約時報雜誌》刊行。
- 為「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寫了大量書籍與小冊子，結合循道宗（Methodist）的烈性與馬克思學派的才學，成為英國上流受過教育年輕人追求「普羅流行風」的必讀之書。
但他從未掌握過大權。他曾出山競選國會議員而失敗——德魯克認為這是他的幸運，否則「不出半年就會落得身敗名裂」。他是英國最後一個「異議分子」（Dissenter）——這是他重要的地方。
外貌與家世#
布雷斯福德比一般人矮、短腿闊肩，有著長臂。白髮剪得極短，眼睛炯炯有神，嘴巴寬闊。穿粗絨呢服、藍色襯衫、蝶結領帶，領子漿得又高又挺，有點像牧師服的領子。
- 不食葷腥，以堅果與乳酪為主食，卻好為客人下廚烹調牛排大餐，自己一邊看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 喜愛蘇格蘭威士忌、法國隆河地區或南非紅酒。
- 「最稱職的主人」——風趣、專心傾聽、會鼓勵別人說話；常與客人飯後圍爐閒聊到深夜。
- 母親據說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他身上有法文所謂的「douceur」——一種沒有糖分的男性魅力。
反宗教的宗教熱情#
布雷斯福德家世世代代不是不服國教派的牧師，就是浸信會或循道宗成員。但他十幾歲時歷經嚴重的精神危機，變成徹底的不可知論者。
他從不對人說尖酸話，但一提到基督教，這個溫文儒雅、和善可親的人「馬上轉變成一個心胸狹窄、怒火中燒、有著派系之見的人，詛咒所有的教會、牧師和神職人員……以最狠毒的話來譴責天主教的『皮條客』和偶像崇拜者」。
- 心目中的英雄：17 世紀好戰的清教徒，特別是「平均派」（Levellers）——他以此為題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
- 永遠無法原諒的人：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因為克倫威爾背叛了清教徒的理想，沒有推翻英國古老的士紳貴族制度。
- 床頭書：伏爾泰（Voltaire）抨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會的著作。
從牛津到異議之路#
布雷斯福德年輕時曾在牛津大學任研究員或導師；他是喜歡學術生涯的古典學者，在牛津院長與導師間頗得好評。
但他為了「維持自己的良知」，堅決反對布爾戰爭（Boer War），於是退出學術界，投身政治。這種立場在以托利黨為主的牛津當然不受歡迎——他從此與學術界絕緣。
幸而他的反戰文章得到《曼徹斯特衛報》「老斯科特」（C. P. Scott）的賞識。斯科特邀他加入該報擔任國際新聞主筆。英國大報中，只有《曼徹斯特衛報》批評布爾戰爭，也因此突破地域限制成為全國性報紙。
巴爾幹半島的轉變#
十年後，布雷斯福德成為《曼徹斯特衛報》駐巴爾幹半島的戰地記者，經歷 1912–1913 年的巴爾幹戰爭。
- 他自願為交戰任何一方抬擔架，受過兩次傷（一次為希臘軍隊、一次為保加利亞人）。
- 他愛上這片土地：春天的野花、深谷的沉寂、多岩峭壁、綠意盎然的河谷。
- 他特別愛上未曾經過「文明」洗禮的簡樸人民——他們保持古老生活方式、懷抱簡單信仰與榮譽、唱民謠、述說民間故事。
- 他的戰地報導後來集結成書，在英國大為暢銷；直到 1930 年，歐洲各國外交部仍把這些書當成派駐巴爾幹半島的年輕外交官必讀教材。
- 多年後一位南斯拉夫經濟學家告訴德魯克，這些書依然是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政府年輕人的必讀之書。
從自由主義者到「有著一顆心」的社會主義者#
布雷斯福德「前往巴爾幹半島時是一個秉持異議的自由主義者，返回時已成為異議的社會主義者」。但千萬別稱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早已棄絕基督教。
他接觸到托爾斯泰（Tolstoy）筆下的簡樸社會主義；在巴爾幹半島，他見到家庭和村落都是互助合作的社群。同時期，匈牙利穆希・波拉尼（Mausi Polanyi）發起的**「鄉村社會學」運動**正在保加利亞風行——主張每個擁有土地的小農民、草根民主、家庭延伸出的志願合作。保加利亞農民政治家斯坦布利斯基（Stamboliski）與他成為終身好友，直到 20 世紀 20 年代被暗殺。
布雷斯福德由此找到自己的根源——英國異議傳統中那社群的、宗教的社會主義：回歸到 17 世紀的「掘地派」（Diggers）與「平均派」。他或許是第一個認為這些人是「有人道精神、憐憫愛人的社會主義先驅者」的現代知識分子。
布雷斯福德「有著一顆心的社會主義」——建立在信仰與道德之上，而非歷史的「科學」法則。他的傳統可以追溯至中古的威克立夫（Wycliffe）與《皮爾斯耕農》（Piers Plowman）、17 世紀的掘地派與平均派、至 1850 年以前的人民憲章運動者（Chartists）。
這種傳統訴求的是「憐憫之心」而非「普羅階級的團結一致」；要求窮人應得的正義與公平，而非主張對富人的報復；是個人轉變的傳統，而非高唱福利；是良知的傳統，不是權力的傳統——這就是極端異議分子的傳統。
反戰與印度獨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布雷斯福德再次選擇不受歡迎的立場：反戰。他從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把「正義的」與「不義的」戰爭分得很清楚——巴爾幹國家從土耳其手中解救同胞是正義的，強權為幾塊領土與煤礦的廝殺則是不義的。
- 他被迫辭去《曼徹斯特衛報》職務，有好幾年沒收入，過一貧如洗的日子，還短暫入獄。
- 戰後工黨第一次組閣時邀他入閣（至少次長級），但他無法在本已十拿九穩的選區當選，因此失去從政機會。
1920 年，一位年輕的印度律師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比他小 16 歲）前來拜訪，請他幫忙刊行自己與甘地合寫的印度獨立運動文章。布雷斯福德由此成為英國第一個支持印度獨立運動的人。
他對甘地的看法很特別：「他的說詞太像克倫威爾了。」——這是他心中最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印度獨立的關鍵並非對印度有多少好處，而是事關英國的良知：
「基督教會的先賢曾告訴我們，奴隸可使靈魂得到救贖而上天堂，但他們的主人卻因擁有奴隸，終會受到詛咒而失去靈魂。」——布雷斯福德說，印度獨立就是使英國靈魂得到解救之道。
德魯克與布雷斯福德#
德魯克 1934 年才 24 歲，因布雷斯福德寫文章討論納粹企圖推翻奧地利政府而登門採訪認識。布雷斯福德驚訝且高興地發現德魯克懂東歐「鄉村社會學」與他的老友斯坦布利斯基。
1935 年冬起至 1937 年 1 月德魯克搬到美國前，兩人常見面。
- 布雷斯福德和平面藝術家克莱爾・雷頓（Clare Leighton）同居（他無法與精神病的妻子離婚），住在漢普斯特與邦克斯・瑞斯伯羅的鄉村小屋。
- 德魯克夫婦每一個半月就去共度週末，偶爾他們去美國講學時把小屋借給德魯克夫婦度假。
- 布雷斯福德總等不及帶他們去看丘陵上的新發現：新挖的狐穴、小鳥築巢、野生貝母、櫻草——他「特別像隻貓，鼻子有時會抽動一下」。
為何挑了這個年輕人#
布雷斯福德和德魯克成為忘年之交，原因就在於德魯克不是「左派」。在布雷斯福德與克萊爾的朋友中，唯獨德魯克不屬於「左派」。布雷斯福德最關心、時常縈繞心頭的事卻不能告訴任何一個「左派」人士——他需要找個人傾訴。
那件事就是他和蘇聯共產主義的關係。
「左派聯合陣線」與良知的折磨#
布雷斯福德從不覺得共產主義有任何吸引力，更別提斯大林的共產主義。但看到法西斯和納粹壯大，他覺得只有蘇聯的共產主義能制衡。這個當年因反對英俄結盟而成名的人，此刻卻倡議英蘇同盟。
- 1932 年他出版第一本這個議題的書，率先號召西方自由派、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組成聯合阵線對抗法西斯——「左派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of the Left）這個口號和理念就是他提出的。
- 他對蘇聯與斯大林的贊揚「並非完全不分是非且過分虛偽」（如費邊社的韋布夫婦 Sidney & Beatrice Webb，或倫敦經濟學院的拉斯基 Harold Laski）。「他那無可比擬的風骨與內心的純正比起學術分量所造成的衝擊力要來得深遠。」
邁斯基的操縱#
斯大林輕而易舉地利用了這個口號。對俄共而言，「左派聯合陣線」指的是俄共的專權獨大，使所有盟友都在其完全控制之下。
蘇聯駐倫敦大使邁斯基（Ivan Maisky）正是精心挑選且在職位上停留甚久——主因就是他是布雷斯福德的密友與知己。邁斯基在一戰前流亡倫敦時兩人就成為好友；當時他屬孟什維克黨，列寧革命後能保住性命全靠布雷斯福德與其他英國社會主義者居中與列寧、托洛茨基協調。列寧死後，邁斯基把籌碼押在斯大林身上，平步青雲。
邁斯基的任務是「麻醉布雷斯福德的良知」。每週兩人都坐在一起長談，邁斯基透露俄共「內部情報」、請布雷斯福德給忠告。每當俄共欺瞞世人或事件曝光，邁斯基先否認是法西斯謊言；等到不得不承認時，就說：「翻這些無謂的舊賬做什麼？沒有人會對半年前的新聞有興趣。」然後懇求布雷斯福德不要採取任何行動，「以免弄巧成拙，反倒幫了共同的敵人法西斯」。
布雷斯福德理智與良知正在作戰。他不再相信邁斯基，對斯大林的宣傳抱持深深懷疑——但他沒有公開決裂。因此極度痛苦的他，不得不找德魯克傾訴。因為德魯克「不是左派」，不會成為他頭痛的問題。
公開決裂與最後的悲劇#
1937 年西班牙內戰時，蘇聯代表在西班牙進行一連串整肅，對象包括社會民主黨、天主教巴斯克人、加泰隆尼亞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者等。邁斯基立刻說服布雷斯福德寫文章反駁這個「謠言」。不久「謠言」被奧威爾（George Orwell）、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海明威（Hemingway）與林肯旅團倖存者一一證實。布雷斯福德覺得他這一生已經名譽掃地，成為眾人訕笑的對象。
更糟的是克萊爾準備離開他，搬出同居公寓，即將永遠告別英國去美國。
1938 年 3 月德魯克自美國回訪時，布雷斯福德看起來「足足老了 10 歲」。德魯克剛完成《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在書中預測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與希特勒—斯大林妥協。布雷斯福德徹夜讀完全書，第二天早上拍電報給紐約出版商催促出版，並要求為這本書作序——「這樣我就可以公然和俄共決裂了」。
為他人的書作序並非大聲昭告世人，但借此布雷斯福德表達了與俄共一刀兩斷的立場，並在序中說「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注定失敗」。
最後的羞辱#
1941 年春，羅斯福政府請英國派布雷斯福德來美進行巡迴演說，勸說美國左派放棄孤立主義。布雷斯福德欣然接受——至少他可以有所作為了。
結果徹底失敗：
- 他還在船上時，希特勒進軍蘇聯——美國每一個共產黨與左派立刻熱切倡導干預，不再需要他。
- 他的「私事」（勸克萊爾回到身邊）也落空，即使表示願意搬到美國，克萊爾仍不願回頭。
- 返國時已是「被風霜摧殘、心碎的老人」。
回英國後，他決定原諒英共、重新支持俄共，約邁斯基見面。邁斯基讓他等三個小時，最後對他說：「布雷斯福德啊」——過去 25 年來邁斯基一直親密地叫他諾埃爾，這是第一次改口——「不要再上這兒來了。以後再來，我也不會見你的。我們不再需要你了。」
布雷斯福德在信中告訴德魯克：「現在，我終於明白那些異議分子的感受了。他們幫克倫威爾對抗斯圖亞特王，獲得勝利後，克倫威爾說他們已不再重要，於是將他們斥退。」
異議分子的宿命#
德魯克以狄更斯《艱難歲月》（Hard Times）中的主角布雷克普爾（Stephen Blackpool）作結——這個 19 世紀想像中的異議分子，最後落得身敗名裂、流亡而終，原因就在於他的良知不允許他和權力結合。他的死不能改變什麼、影響什麼，也不能成就什麼——甚至不能算殉道者，只是個犧牲者。
諾埃爾・布雷斯福德，這位與 20 世紀現實相抗衡的異議分子，試圖結合他的良知與權力以發揮影響力——最後，卻為世人所忘，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