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異的單眼鏡紳士#

德魯克是在 1929–1933 年間,於法蘭克福大學國際法學研討會上認識克雷默(Fritz Kraemer,即中譯「弗里德」教授)的。當時克雷默是一身打扮怪異的學生——最醒目的是他的單眼鏡: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普魯士「容克」(Junker)軍官才戴的玩意兒,之後幾乎沒有人再用。他還穿馬靴上法學院,說話帶著慵懶拖長的聲調,整個人彷彿從 1900 年左右的普魯士走出來。

克雷默其實生於萊茵地域,並非普魯士人。他的母親是魯爾區一位化學品製造商的獨生女,聰穎、獨立、想像力豐富,「必定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少女』」;她個子比兒子還高,瘦得像少女時期的埃莉諾・羅斯福。

克雷默心中的普魯士#

克雷默信奉的普魯士,是一個即使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前就已告終的理想國:

  • 由**小地主貴族(容克)**組成,只有幾畝貧瘠的沙地,必須從事地方公職或加入步兵團才能糊口。
  • 以紀律與守法為榮,從皇帝到販夫走卒一律奉行。
  • 教育程度不高,文化修養有限,但虔誠地守著路德教規,是個軍事國家卻宣揚職業軍人的美德——誠實、謙虛、自制、忠誠。

他心中的楷模其實都是「非純種普魯士人」——例如建立普魯士軍隊的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血統來自丹麥;政治哲學家斯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則是巴伐利亞出生的猶太人。克雷默自己也是因服膺理念而跟隨這個傳統,他很清楚:普魯士已亡,但復興古普魯士的精神,才是拯救德國和整個歐洲的唯一之道。

克雷默把德國人分成三種:「醜陋的德國人」——俾斯麥(Bismarck)塑造的那種傲慢、侵略、欺凌弱小者;「善良的德國人」——主張自由主義、感傷、過於和善、缺乏政治手腕者;還有「第三種德國人」——也就是理想的古普魯士人:貧窮而知足、驕傲而敬天、穿著制服、佩戴武器,但服從正統、合法的權威,在軍官與紳士分際下展現自制

兩大抱負:參謀顧問與外交導師#

克雷默告訴德魯克,他這一生真正只有兩大抱負:

  1. 成為軍方參謀總長的政治顧問
  2. 做外交大臣的政治導師

德魯克問他:「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做參謀總長或外交大臣?」克雷默回答:「不可能。我是個思想家,不是行動者。我不做公眾演說。」

德魯克當時覺得這兩個抱負都是天方夜譚——哪有來自戰敗解體德國的平民能進參謀總部?但是克雷默後來真的做到了:二戰時他從一名二等兵晉升為上校或準將,戰後成為美軍參謀總長的歐洲政治顧問,名義上只是「資深政策分析員」,五角大樓裡卻有密門直通參謀總長的房間。

克雷默的三大信念(也是基辛格的思想雛形)#

在 1929–1933 年法蘭克福大學的國際法學研討會上,兩人常徹夜長談。克雷默把他的政治哲學整理成三個重點——而這三點正是日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擔任國務卿時思想的翻版

1. 外交重於內政#

外交政策關係到一國存亡;只有在國家穩固後,才能考慮政治、法律、社會正義和經濟。

  • 克雷默的立場:生存第一,外交優先絕對而不可改變。
  • 德魯克的反對:國家不只因外力而滅絕,內部腐敗也會造成覆亡。他舉 17 世紀法國的黎塞留、19 世紀初奧地利的梅特涅、特別是德國的俾斯麥為例,認為獨尊外交終將走向衰敗。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伊莉莎白女王的大臣賽西爾(Cecil)——一國要在險惡環境中求生存,必須外交與內政並重。

2. 外交關係應以「權力」為重#

克雷默所謂的「權力」就是政治實力,也反映軍事力量。他也承認超國家的理念(宗教、馬克思主義等信條)對國家利益有約束力。他與丘吉爾、戴高樂一樣,認為經濟因素是次要的——拿破崙的大陸封鎖、南北戰爭對邦聯的封鎖、一戰時對德國的封鎖,都沒用。

  • 德魯克的反對:弱勢國家或族群(如勞動階級、美國黑人)並非「無路可走」——他們可以放棄。權力平衡不只是強權間的平衡,更該整合「強權」和「中等實力」的國家。

3. 外交大臣應由「偉人」擔任#

克雷默堅持:外交是政治家的終極挑戰,非天才不足以擔大任。

  • 德魯克最大的異議:「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對國家是場災難。」黎塞留讓法國付出百年代價;梅特涅的成功讓奧地利走向滅亡;俾斯麥的登峰造極讓德國走向毀滅。天才之後,繼任者必是「庸碌之輩」,只會虛張聲勢。
  • 德魯克主張的是簡單而誠實、靠苦幹與奉獻領導的強人——建立團隊、治理靠正直、不把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克雷默如何塑造基辛格#

1942 年,年輕的二等兵基辛格參加一場由克雷默(當時也是一等兵)主講的歐戰講座,在提問中展現過人才華,從此受克雷默提拔。

  • 基辛格戰後原想用退伍軍人法案進紐約市立學院就讀。克雷默用普魯士軍官特有的慵懶語調說:「紳士是不進市立學院的,他們都去哈佛。」於是安排基辛格去哈佛就讀。
  • 哈佛政治學最好的教授都因克雷默的關係視基辛格為愛徒。
  • 克雷默一直是基辛格的友人、精神導師與顧問,直到基辛格在哈佛取得第一份教職。

基辛格在尼克森與福特任內擔任國務卿時的思想與行動,「簡直是克雷默的翻版」——外交為首、權力至上、強權平衡。克雷默自己一生沒有出版任何著作(他厭惡曝光),卻透過基辛格在美國外交上看見自己信念的實踐。

德魯克的最後觀察#

德魯克在克雷默身上「看不到一絲基辛格的影子」:克雷默是個思想家、避世者;基辛格則有克雷默所欠缺的寫作與演說長才、機智過人,正是克雷默心中想做卻做不成的「天才外交大臣」。

但德魯克最終的判斷是:克雷默與基辛格把「中等實力的國家」和「經濟因素」排除在外,是「無端的重大錯誤」——基辛格忽視日本的工業實力、輕視美國的歐洲盟友、拒絕把經濟納入策略,在 1973 年贖罪日戰爭中,「歐洲人不是很快地就放棄了嗎?」

從那以後,已經沒有「基辛格政策」,「只有隨機處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