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自己天生服從權威（obedience）的傾向，或許能降低我們盲目跟隨違背良知之命令的機會。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藉一系列實驗揭示：殘暴的政策也許源於單一個人的心智，但唯有在大量人們服從命令時，才可能大規模執行。
實驗的緣起#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間，耶魯大學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志願者領取少許酬勞，參與他們以為是「一項關於記憶與學習的研究」。多數情況下，一位身穿白袍的實驗者帶領兩名志願者，一人擔任「老師」，另一人擔任「學生」。
- 「學生」被綁在椅子上，被告知必須記住成對的詞語清單。
- 若學生答不出來，「老師」就被要求施予一次輕微的電擊。
- 每答錯一次，電壓便升高，老師必須眼睜睜看著學生從輕微的不適呻吟，一路演變成痛苦的尖叫。
老師不知道的是：控制箱與學生座椅之間其實沒有電流通過，那位扮演「學生」的志願者實際上是一名演員，只是假裝受到痛苦的電擊。實驗真正關注的並非「受害者」，而是按下按鈕之人的反應——他要如何面對對一個毫無防衛能力的人施加愈來愈劇烈的痛苦？
這項實驗記載於《服從權威：一項實驗觀點》（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一書，是心理學中最著名的研究之一。
預期與現實的落差#
多數人會預期，一旦受電擊者出現真正痛苦的跡象，實驗就會被喊停——畢竟這只是一場實驗。當米爾格蘭在實驗之外調查各類人士、詢問他們認為受試者會如何反應時，得到的正是這種答案。大多數人預測：老師不會在學生要求被釋放之後，還繼續施加電擊。這些預期與米爾格蘭自己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實際發生的情況卻不同：
- 多數擔任「老師」的受試者對實驗感到極大壓力，並向實驗者抗議，認為椅子上的人不該再承受痛苦。
- 合乎邏輯的下一步，本應是要求終止實驗，然而現實中這幾乎不曾發生。
- 儘管心存顧慮，多數人仍繼續服從實驗者的命令，施予逐步加劇的電擊。
正如米爾格蘭所指出的，「相當高比例的人一路按到電擊器上的最後一檔」——即使他們聽得見學生的哭喊，即使那人懇求離開實驗。
我們如何安撫不安的良知#
多年來，米爾格蘭的實驗一直引發爭議；許多人單純不願接受正常人會做出這種行為。許多科學家試圖在方法學上找出破綻，但這項實驗已在世界各地被複製，得到相似的結果。
人們希望相信，那些自願參與的受試者是嗜虐的怪物。然而米爾格蘭刻意確保受試者來自不同社會階層與職業，他們是被置於不尋常處境中的正常人。
那麼，施加「電擊」的受試者為何不感到內疚、乾脆退出實驗？米爾格蘭謹慎地指出，他大多數的受試者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不正當。他們厭惡施予電擊，尤其在受害者出言反對時。然而即使認為實驗殘忍或毫無意義，多數人仍無法將自己抽離，反而發展出種種因應機制（coping mechanism）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 投入實驗的技術面：人有強烈的願望，想在工作上表現稱職。實驗及其順利執行，變得比涉入者的福祉更重要。
- 將道德責任轉嫁給領導者：這就是任何戰爭罪審判中常見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辯詞。受試者的道德感或良知並未喪失，而是被轉化為一種討好上司或領導者的願望。
- 選擇相信自己的行為是更宏大、值得追求之目標的一部分：過去戰爭因宗教或政治意識形態而起，此處的「目標」則是科學。
- 貶低受電擊者的價值：「如果他們笨到記不住詞語配對，就活該受罰。」這種對智力或品格的貶抑，正是暴君常用來鼓動追隨者去鏟除整個群體的手法——既然他們沒什麼價值，誰會在乎他們是否被消滅？
從個體到「代理者」#
或許最令人意外的結果是：受試者的道德感並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定向（reorient）——他們把責任與忠誠擺向了下命令的人，而非他們正在傷害的對象。受試者之所以無法脫身，竟是因為違背實驗者的意願會顯得「失禮」。他們覺得自己既已答應參與實驗，中途退出便會讓自己像個食言者。
討好權威的渴望，似乎比另一位志願者哭喊所帶來的道德力量更為強大。當受試者確實出聲反對時，往往也以最恭順的措辭表達。米爾格蘭如此描述一名受試者：「他以為自己正在殺人，卻使用著茶桌邊閒談的語言。」
米爾格蘭觀察到，人類服從權威的傾向，是為了單純的生存目的而演化出來的。要把事情辦成，就必須有領導者、追隨者與層級制度。人是群居動物，不願掀起波瀾。比起傷害無防衛能力者而生的不安良知，更令人恐懼的，似乎是被孤立。
- 我們從很小就被灌輸：無謂地傷害他人是錯的。
- 然而我們人生的頭二十年都在被告知該做什麼，於是習慣了服從權威。
- 米爾格蘭的實驗把受試者直接拋入這個兩難之中：該「當好人」而不傷害他人，還是該「當好人」而聽命行事？
多數受試者選擇了後者，這暗示我們的大腦被「硬接線」（hardwired）成把服從權威置於一切之上。當一個人被置入層級結構時，不傷害他人的自然衝動會被劇烈改變。獨處時，我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全責，視自己為自主的個體；但一旦進入體系或層級之中，我們便極為樂意把責任交付他人——我們不再是自己，而成為某個人或某個事物的「代理者」（agent）。
殺戮為何變得容易#
米爾格蘭受到艾希曼（Adolf Eichmann）故事的影響；艾希曼在希特勒（Hitler）治下的工作，便是策劃六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主張，艾希曼其實並非精神變態者，而是一名服從的官僚——他與真實死亡營之間的距離，讓他得以假更高目標之名下達暴行的命令。
米爾格蘭的實驗印證了鄂蘭「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的觀點：人並非天生殘忍，而是在權威要求殘忍時變得殘忍。這正是他研究的主要教訓：
- 平凡人，僅僅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本身並無特別敵意，卻可能成為一場可怕毀滅過程中的代理者。
《服從權威》讀來令人痛苦，尤其是與一名參與越南美萊村（Mai Lai）屠殺的美國士兵的訪談紀錄。米爾格蘭的結論是：確實存在所謂與生俱來的精神變態或「邪惡」，但就統計而言並不常見。他更感警覺的是：一個普通人（他的實驗也包含女性，而女性在服從程度上與男性幾無差異），若被置於恰當的條件下，便能對他人做出可怕之事，而且不太會感到罪惡。
米爾格蘭指出，這正是軍事訓練的目的。受訓士兵被置於與正常社會及其道德細節相隔絕的環境，被要求以「敵人」的角度思考。他們被灌輸對「責任」的熱愛、對自己正為偉大目標而戰的信念，以及對違抗命令的巨大恐懼：「儘管其表面目的是賦予新兵軍事技能，其根本宗旨卻是瓦解任何殘存的個體性與自我。」受訓士兵被塑造成某項目標的代理者，而非自由思考的個體，這正是他們易於做出可怕行為的弱點所在——他人不再是人，而成了「附帶損害」。
不服從的能力#
是什麼讓某個人能夠違抗權威，而其餘的人卻做不到？不服從是困難的。米爾格蘭的受試者普遍覺得自己效忠的對象是實驗與實驗者；只有少數人能打破這種感受，把椅子上受苦的人置於權威體系之上。
米爾格蘭注意到，在「抗議有人正受傷害」（幾乎所有受試者都做了）與「實際拒絕繼續實驗」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然而，少數基於倫理或道德立場違抗權威的人，正是跨出了這一步。他們不顧處境而堅持自己的個人信念，而我們多數人卻屈從於處境。這正是「願意冒生命危險拯救他人的英雄」與「艾希曼」之間的差別。
米爾格蘭評論道：文化教會了我們如何服從權威，卻沒教我們如何違抗在道德上應受譴責的權威。
結語#
《服從權威》對人性似乎提供不了多少安慰。因為我們在數千年間於清晰的社會層級中演化，部分腦部接線讓我們想要服從「高於」我們的人。然而，唯有透過對這種強烈傾向的認識，我們才能避免讓自己陷入可能作惡的處境。
每一種意識形態都需要一批服從的人以其名義行動。而在米爾格蘭的實驗裡，令受試者敬畏的意識形態既非宗教、共產主義，也非某個魅力領袖——人們會以「科學」之名行事，就如同西班牙宗教裁判官以「上帝」之名施加酷刑。只要有一個夠大的「目標」，便不難看出：對另一個生命施加痛苦，竟可如此輕易地被合理化。
- 我們服從的需要，時常凌駕於先前對慈悲、倫理或道德準則的教育與制約之上，這暗示了「人有自由意志」這個珍貴的觀念，或許只是一則迷思。
- 另一方面，米爾格蘭對那些設法拒絕繼續施加電擊之人的描述，應能給予我們所有人希望——在類似處境下，我們也可能有所作為。
盲目服從權威或許是我們承襲的一部分天性，但放下意識形態、把一個人置於體系之上，同樣也在我們的本性之中。米爾格蘭的實驗之所以廣為人知，部分要歸功於《服從權威》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科學文獻。盧安達的種族滅絕、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屠殺，以及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對人類尊嚴的踐踏，都因本書的洞見而獲得部分闡明與解釋。
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 一九三三年生於紐約市，一九五 ○ 年高中畢業，一九五四年於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取得學士學位。
- 主修政治學，但後來認定自己對心理學更感興趣，遂修讀暑期課程，以申請進入哈佛大學的博士班。
- 其博士論文在著名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指導下完成，主題是人為何會從眾。米爾格蘭也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與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共事，後者發展出著名的社會從眾實驗。
- 其他研究領域包括：人為何願意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讓座、「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概念，以及攻擊行為與非語言溝通。
- 米爾格蘭也製作紀錄片，包括關於耶魯實驗的《服從》（Obedience），以及探討城市生活對行為影響的《城市與自我》（The City and the Self）。
欲了解更多，可參閱湯瑪斯‧布拉斯（Thomas Blass）所著《電擊世界的人：史丹利‧米爾格蘭的生平與遺產》（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2004）。米爾格蘭於一九八四年逝世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