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的意志

對弗蘭克（Viktor Frankl）而言，有意識地接受苦難或命運，可以轉化為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當人不再被本能告知該做什麼、也不再被傳統告知該做什麼時，他所感到的空虛與無意義，正是當代精神醫學必須面對的挑戰。

弗蘭克最為人熟知的著作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那是一部關於他在納粹集中營歲月的扣人心弦之作，記述了同營囚犯如何分化為兩類人：一類發展出求生的心態，另一類則放棄了生命。許多讀者珍視這本書，視其為對抗現代生活之無聊與無意義的解藥。

那本書雖然也包含一些對弗蘭克「意義心理學」的說明，但《意義的意志：意義治療法的基礎與應用》（The Will to Meaning: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Logotherapy）才是完整闡述其主張與哲學基礎的作品。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一詞源自希臘文 logos，即「意義」之意。這使得本書讀來更具挑戰性，卻也更有收穫。

弗蘭克這一派的治療，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之後，有時被視為維也納精神治療的第三學派。《意義的意志》清楚指出他與這兩位同胞之間的差異，同時也駁斥了行為主義（behaviorism）心理學——後者試圖將人化約為環境的複雜產物。

心理學的盲點#

弗蘭克認為，心理學沒能體認到的，是人的多維本質。他並不否認生物因素或制約塑造了我們，但他也堅持其中仍有自由意志的空間——讓人得以選擇發展某些價值或某種人生方向，或在艱困處境中保有尊嚴。

弗蘭克否認愛與良知這類事物可被化約為「制約反應」，或被視為生物編程的結果。
身為神經科醫師，他其實同意人有相當部分的層面可以與電腦相比擬；但他的重點是，我們無法被化約為這樣一台機器的運作。

我們可能會遇到與體內化學平衡相關的問題，或諸如懼曠症（agoraphobia）這類心理困擾；但我們還有另一類困擾——他稱之為精神性的（noogenic）——這類困擾關乎道德或心靈的衝突。

這類問題無法由傳統精神科醫師處理，他們可能完全錯失病人前來求診的真正原因。
對某些病人而言，去拜訪一位神父或拉比，所得或許更多。

弗蘭克不禁要問：同一個會把聖女貞德（Joan of Arc）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專業，能被信任去就罪疚、良知、死亡與尊嚴這類議題做出判斷嗎？

意義治療法的答案#

弗蘭克認為自己的心理學屬於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取向，但不同於卡繆（Albert Camus）或沙特（Jean-Paul Sartre）那種與「生命無意義」相連的存在主義，意義治療法本質上是樂觀的。它的目標，是說服人們相信生命永遠有意義，即使那意義尚未明朗。

在艱難或痛苦的處境中，我們或許要到後來、在因所經歷之事而成長之後，才能辨識出其中的意義。
弗蘭克說，人最偉大的成就不是成功，而是以極大的勇氣去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

他曾在醫院照顧一位垂死的女子，她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驚恐萬分，後來卻領悟到：自己面對死亡的勇氣，或許正是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她不再把這場早逝視為「無意義」，反而在自己選擇赴死的方式中，找到了重大的意義。

弗蘭克主張，人們所感受到的「存在的空虛（existential vacuum）」並非一種精神官能症（neurosis），而是極其屬人的東西，標誌著我們的「意義的意志」依然鮮活。他引用小說家魏菲爾（Franz Werfel）的話：「口渴正是水存在最確切的證明。」

責任與罪疚#

弗蘭克曾在惡名昭彰的聖昆丁（San Quentin）監獄演講。囚犯們很喜愛他，因為他並未假裝他們全是好人，也沒有說他們是社會或基因的受害者。相反地，他把他們視為自由且負責任的人——是他們自己所做的決定，把他們帶到了如今的處境；他承認罪疚的真實存在。

弗蘭克喜歡說，美國西岸應該豎立一座「責任女神像」，與東岸的自由女神像相互呼應。

我們身處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這種思潮稀釋了那些獨立於我們判斷之外、真實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然而，當我們選擇擺脫這類普世價值時，弔詭的是，久而久之反而會框限自己的自由。

良知#

讀過《活出意義來》的人，或許會驚訝地發現：弗蘭克原本有機會避開集中營。當他還住在維也納時，因為身為神經科醫師，他獲得了一張前往美國居留的簽證——但那只給他一人，不包含他的父母。深知父母將面臨的命運，他終究無法狠下心離開。

弗蘭克寫道，每個人來到世上，都帶著一組獨一無二、有待實現的潛在意義。

我們可以選擇把握並接受這些意義，也可以試圖逃避它們。
並沒有什麼終極的「生命的意義」，只有一個個個別之人、其個別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提問本身並無意義，除非我們是針對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一組課題與挑戰來發問。

這種意義的獨一無二性，他稱之為良知。

結語#

在《意義的意志》末尾，弗蘭克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意義治療法講的全是意義，那它與宗教有何不同？他的答案是：宗教本質上關乎救贖，而意義治療法關乎心理健康。

儘管有此區別，一種對「終極意義」的心靈信念，仍貫穿在他這套心理學之中——這也立刻讓它在許多人眼中顯得可疑。然而弗蘭克是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醫師，並從兩座集中營中倖存。他不是神祕主義者，也不是空想家。即使我們懷疑生命本身是否具有某種終極意義，人擁有「意義的意志」這一點，仍是無可否認的。

佛洛伊德寫的是趨向快樂或性的驅力，阿德勒寫的是趨向權力的驅力。
弗蘭克則相信，人的「意義的意志」在塑造我們成為何種人這件事上，至少是同等強大的力量。

我們被驅力所推，卻被意義所拉。弗蘭克並不否認生物因素或制約塑造了我們，但他堅持其中仍有自由意志的空間。對他而言，心理學若要有所成就，就必須將這份「意義的意志」納入考量，其分量不亞於快樂或權力的本能。

維也納的醫者：弗蘭克小傳#

弗蘭克於 1905 年生於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學，取得醫學博士（MD）與哲學博士（PhD）學位。

1930 年代，他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自殺防治部門工作，並建立起自己的私人精神醫學診所。
1940 至 1942 年間，他擔任羅斯柴爾德醫院（Rothschild Hospital）的神經科主任。
1942 年，弗蘭克與父母及妻子蒂莉（Tilly）被送往集中營，最初是特雷津（Theresienstadt）。家中其餘成員皆未能倖存，弗蘭克則於 1945 年由推進的美軍從達豪（Dachau）集中營解放。

戰後返回維也納，弗蘭克寫下《活出意義來》，並獲任命主持維也納神經科綜合門診（Vienna Neurological Policlinic），一直任職至 1971 年。

他獲得 29 個榮譽博士學位，並曾任哈佛及其他美國大學、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的客座教授。
其他著作包括《醫師與心靈》（The Doctor and Soul，1965）、《未被聆聽的意義呼求》（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1985）與《潛意識之神》（The Unconscious God，1985）。

弗蘭克於 1997 年逝世，與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及黛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同在一週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