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核心主張直接而震撼:所得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才是一個社會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根本驅動力,而不是貧窮本身。在富裕國家之間,決定人民福祉的關鍵不是整體財富水準,而是財富分配的均等程度。更平等的社會,在幾乎所有可測量的社會指標上都表現得更好。

不平等的心理學#

威爾金森與皮克特指出,貧窮在富裕國家的意義已不再是「無食物可吃」,而是一種相對剝奪感——人們不斷將自己的處境與他人比較。

  • 真正重要的不是絕對收入,而是「我們在自己社會中所處的位置」
  • 流行病學(epidemiology)將不平等的社會效應稱為**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或「社會距離」——梯度越陡,健康與社會問題越嚴重
  •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描述的「象徵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對高階層充滿敬畏,卻將挫折宣洩在比自己地位更低者身上

「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會中,社會距離更大、『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更根深柢固、缺乏信任與對犯罪的恐懼更為普遍。」——威爾金森與皮克特

不平等製造的「社會痛苦(social pain)」不是烏托邦式的比喻,而有具體的心理與生理後果:

  • 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日本、德國、西班牙任何時間點僅有約 10% 的人口患有精神疾病
  • 而不平等程度較高的英國、澳洲、紐西蘭,比例達 20–25%
  • 所得最不平等的美國,比例超過 25%

在更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傾向追逐收入、地位與物質,以此犧牲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一步損害心理健康。

健康與社會的代價#

不平等對健康與社會問題的影響,不僅見於國家之間的比較,也見於同一國家內部各州之間的差異。

跨國比較(美國 vs. 其他國家):

  • 美國成人肥胖率約 30%,而日本僅 2.4%;肥胖與一個人對自身社會地位的感知高度相關,勝過收入與教育程度的影響
  • 美國謀殺率為每百萬人 64 起,是英國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十二倍
  •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顯示,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國家,15 歲學生在數學與讀寫能力上的整體表現普遍較差

美國各州之間的比較:

  • 路易斯安那州、密蘇里州、阿拉巴馬州——所得分配最不均,健康與社會問題也最嚴重
  • 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猶他州——所得不平等較低,健康與社會問題排名同樣靠前(即問題最少)
  • 同一地區的美國貧困黑人與富裕白人,預期壽命相差高達 28 年

其他指標:

  • 青少年懷孕率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及州份更為普遍,形成社會排除的惡性循環
  • 高度不平等的社會,監禁率也更高;美國部分州已將監獄預算超過高等教育預算

不平等影響所有人#

威爾金森與皮克特強調,不平等傷害的不只是底層——「絕大多數人口都受到更大不平等的傷害」。

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社會中,即使排除最貧困群體,其餘人口仍比平等社會的全體人口更容易:

  • 被監禁的可能性高出 五倍
  • 臨床肥胖的可能性高出 六倍
  • 謀殺率也可能高出許多倍

針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種族而非貧富差距」的批評,威爾金森與皮克特以數據回應:單獨比較美國白人男性的健康數據,其糖尿病、高血壓、肺病、心臟病的罹患率,仍顯著高於擁有相近收入的英國白人男性。這說明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結構本身,而非種族。

不平等的政治根源#

威爾金森與皮克特主張,不平等加劇並非科技或人口的自然結果,而是政治選擇造成的:

  • 工會力量削弱
  • 稅制與福利制度往有利富人的方向調整
  • 最低薪資停滯、社會福利削減

以高階主管薪酬為例:2007 年,美國最大 365 家企業的執行長薪酬,是一般員工的 500 倍以上,而這個差距在 1980 年代僅約 50 倍。

減少不平等不必然意味著更大的政府。瑞典透過高稅收與再分配實現平等;日本則在稅前就有較均等的所得分配。兩者結果相近,但路徑不同。政府的社會支出佔 GDP 比例,與健康及社會問題指數「完全無關」——根本問題仍是不平等本身。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調查揭示一個有趣現象:無論受訪者貧富或政黨傾向,約 90% 的人表示希望生活在財富分配接近瑞典模式的社會,而非現實中的美國模式。

邁向更平等的社會#

威爾金森與皮克特將歷史詮釋為一段朝向平等的漫長旅程:

  • 限制皇權、民主政治的興起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廢除奴隸制度
  • 婦女與非財產所有者的選舉權
  • 免費醫療與教育的提供
  • 勞工權利保障與失業救濟

他們主張,若平等議程能擺脫「反對公民自由」或「共產主義」的污名,它將在 21 世紀成為對抗彌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式經濟自由主義的重要政治替代方案。瑞典的案例已證明這是可實現的目標,而非烏托邦。

作者呼籲建立循證政治(evidence-based politics)——就如同循證醫學一樣,以社會科學研究為基礎制定政策,而非依靠意識形態或直覺。

作者生平#

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1943 年生) 是英國流行病學家,現任諾丁漢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社會流行病學榮譽教授,及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流行病學榮譽教授。著有《Mind the Gap: Hierarchies, Health and Human Evolution》(2002)及《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How to Make Sick Societies Healthier》(2005)。

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 是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流行病學教授,2007 至 2012 年擔任英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R)職業科學家。兩人共同創立了倡導平等的智庫「平等信託(The Equality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