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聖經是猶太經典#

宗教改革思潮強調聖經的權威高於一切人間傳統與權力，因為聖經是神啓示的道。馬丁路德註釋《羅馬書》三章 4 節說：「神是神，人都是撒謊的。」（Let God be God, but everyman a liar!）即便路德本人對猶太人愛恨交織，仍認定聖經是出於希伯來人的經典——「希伯來文讓我們聽見上帝在說話……所以修習希伯來文可以是聖禮的工作」。

聖經是猶太人的經典，這歷史事實不在話下。但要正確詮釋聖經，就必須正視它的猶太歷史、文化與語言。西方基督教的聖經詮釋始終離不開「猶太問題」（the Jewish question）：

• 耶穌生為猶太人，是否具有必須的實質意義？
• 耶穌之後的以色列人到底有什麼神學意義？
• 希伯來聖經的應許既已應驗在耶穌身上，基督教還需要聖經的猶太性意義嗎？

正如帕利坎所言：「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的歷史關係，加上稍後基督教內的分裂史，就某個層次來說，正是聖經的詮釋史。」過去兩世紀，在歐美成長的猶太神學家也陸續回到希伯來聖經與基督教對話——德國的羅森茨威格、法國的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北美的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2）——他們都指出：西方神學經柏拉圖主義、亞里斯多德、斯多亞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的洗禮，造成聖經精神與世界觀的嚴重「缺席」，以致基督教在希臘化過程中淪為異教。

近代自由神學正是希臘化神學與去猶太化聖經的代表。它雖重視耶穌的歷史處境，卻把耶穌的宗教經驗視為「普遍宗教經驗」的研究資源，認為其與一切宗教經驗在本質上沒有兩樣。美國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 1940-）在《異鄉客》一書中道出了「去猶太化」耶穌的危機：

自由主義神學花了幾十年時間向我們一再保證，我們不必太嚴肅看待耶穌的猶太性……耶穌並不真的是一個猶太人，他是人性最閃亮、最美好的頂峰，是高貴理想的教導者，是人類文明最好的部分。從自由主義的「基督是人類的最高階段」到納粹的「超人論」，只有短短幾步路。

因此，本章延續上一章——「回到聖經的智慧」是杜絕基督教淪為異教的必要條件。以「光」的圖像說：透過閱讀聖經而塑造的理性，是引導自然之光（眾光）回到光源的途徑。 這條回轉之路，必須處理「希臘化」的本體論思維與「去猶太化」解經所導致的倫理後果。

加爾文：聖經智慧的巨匠#

十六世紀改教先驅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正是「回到聖經的智慧」的表率。他一生專注研讀、大量註釋聖經，並按釋經心得撰寫鉅著《基督教要義》（自一五三六年起多次修訂，至一五五九年成型）。

《要義》的目的，作者自陳是「教導任何熱愛基督教信仰的人最基本的教義，好叫他們成為真正敬虔的人」。因此它呈現的不是現代意義下邏輯一貫、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而是容讓聖經內容指引理性思維、塑造價值取向，進而建構聖經化教義「體系」——這正是「回到聖經的智慧」的典範。

加爾文起草的《日內瓦教理》問：「我們如何使用聖經以致能得益處？」答：「按照良知完全接受它是從天上來的真理，在正確的順服中完全委身給它，真誠熱切的心靈愛它以致它深印在心。」

加爾文認定，人一切真實可靠的智慧包含兩部分：認識上帝與認識自己。兩者雖有本質差別，卻不能分割，因為人的一切才智（理性、信心、經驗、想像力、創作力）乃至存在本身，都在乎上帝。因此他以「敬畏之心」作為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起點——這與希伯來神學思維非常吻合。

西方認識論的難題#

「聖經智慧」（biblical reasoning）對今日的認識論有何意義？要回答，須先認識西方認識論的困境。

認識論問：什麼是知識（knowledge）？認知（knowing）是怎樣的過程？人的知識是否有限度？雖然多數人未受認識論訓練，但認知是每日的活動，可分三步：

1. 分別 X（Identification）：在許多事物中把 X 與其他事物分別出來——X 是 X，同時同一情況下不可能不是 X。
2. 界定 X（Definition）：說明 X 是什麼，也就意味 X 不是什麼。
3. 形容 X（Description）：描述 X 在某時空中呈現的特性或屬性。

以資訊學說，人接觸外在事物時，思維進行「編碼」（code，「那是什麼」）與「解碼」（decode，「那是什麼意思」）——這是內在非物質的心靈，給外在物質事物進行的概念化活動。

深入探究便會發現一個難題：人內在屬心靈的概念世界，與外在屬物質的事物，這兩者如何可能彼此關聯互動？ 以電腦比喻：純物質構成的機器，如何能「接觸」外在事物、又「概念化」它們？甚至能有意圖或目的（intention）去接觸某事物？這存著目的的「意識」（consciousness）或心靈（mind），是純物質能有的條件嗎？

心靈與物質如何關聯，是認識論爭論不休的課題，在現代文化尤為突出。十四世紀文藝復興產生兩大主流思想，催生現代世界觀：

• 神本的宗教信仰：主張上帝與世界有本質上的完全不同（qualitative difference），後延伸為「宗教改革運動」。
• 人本的人文主義：推崇人理性的自由自主（rational autonomy），後延伸為「啓蒙運動」。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主張心體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一方面極端不信任感官經驗，另一方面又極端信賴內在理性的邏輯推論。當人單靠理性、不再信賴感官時，如何可能認識外在事物？無論其後的唯心論（Idealism，理性概念就是實體本身）或經驗論（Empiricism，感官經驗就是實在），都回答不了那「難以啓齒」的問題：「理性（心靈）如何可能概念化外在事物（物質）？」

笛卡兒之後，自然科學成為西方主流文化，其前提之一是從科學理性排除上帝介入歷史的可能性：上帝成了「神聖的建築師、傑出數學家和鐘錶匠」，創造後便讓宇宙按固定規律獨立運動。

在理性（人格化活動）與事物（非人格化事物）之間，需要一個能承載並準確傳遞訊息的「中介」（mediator）。各派以不同方式命名：古典希臘哲學曰「以太」，德國唯心論曰「精神」，英國經驗論曰「直覺」。

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在《世俗時代》描繪西方世俗化的歷程：世界觀先從「上帝造宇宙論」轉向以人為中心的「自然神論」（Providential deism）；接著宇宙被理解為靠非人格化定律自行運作的龐大機械，上帝淪為道德秩序的設立者與「假想」的審判官（康德語）；最後，宗教本質被化約為自然與人本的現象，一切超越性的信仰都被視為迷信。

自然神論奠定「自然原理是解釋一切的基本原則」，卻說不清心靈與物質的關係：

• 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心靈對外在經驗的「接收」，猶如攝影機拍下一系列時空印象（perception），印象之間不一定有因果關聯（高溫鐵片未必是火燒所致，也可能是摩擦或電流）；故一切因果解釋都須懷疑。
•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外在於我們的事物，我們只能以信心接納其存在……我們沒有辦法提出使人滿意的證明。時至今日，這於哲學及理性來說，依然是使人感到羞愧的事。」
•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哲學的羞愧不在於迄今仍未能提供證明，而在於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證據……這些要求源於一種虧缺的本體論思路，以一種獨立於、外在於世界的姿態去證明那垂手可得的世界的存在。」

在這束手無策之中，十八世紀的主教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提出上帝為心靈與物質之間的「人格化中介」（God as the personal mediator）。他反對以非人格化的物質或盲目機率填補這鴻溝，認定惟有人格化的中介，才符合思考主體所從事的人格化經驗。 這洞見當時未受重視，卻是認識論的重大提案：心靈與事物之間若沒有一個有目的的意識，就無法產生有意義的關聯。

這正符合基督教神學的中介觀。從愛任紐的創造神學看：父上帝透過聖子與聖靈（如左右手）創造並更新萬有；住在萬有中的聖靈，正是巴克萊所要說明的「人格化中介」。以下從加爾文的聖靈論闡明這推論。

加爾文的聖靈論#

加爾文的神學要求教會與信徒回到聖經、聆聽聖道，使理性思維與人格品行更新變化。其中關鍵，在於人如何在信仰基礎上評估與運用理性——既要避免人本啓蒙的理性主義（Modern Rationalism），又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基督教要義》開頭即強調「認識神、認識人」的認知原則。加爾文藉此說明：神學知識（人認識上帝）與科學知識（人認識自然），都有賴一個人格化中介——聖靈。 人需要聖靈為中介，才可能藉感官經驗並概念化那外在於人的上帝與自然。

加爾文的聖靈論，正糾正了西方知識論的心體二元論危機：受造的人惟有透過聖靈這人格化中介，才得以認識自然事物（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與護理），也才得以認識上帝的事，正如保羅所說：「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使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林前二 10 ～ 12）

有人認為頭五個世紀的教父因重視基督論與三一論而忽視聖靈，更正教與改革宗也犯同樣的毛病——常把聖靈侷限於救恩論，視之為被動、隱性、局部的「服役的靈」。加爾文神學因此常被誤解為貶抑聖靈、極度理性化教條化。

致力加爾文研究的學者為此辯護：

• 巴特斯（F. L. Battles, 1915-1979）：加爾文一直對聖靈的工作有清晰完整的圖畫，只是在《要義》中未以特定段落表達，而是當作神學的基礎原則。「聖父是本源；聖子是計畫；聖靈是行動。」
• 華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加爾文給神學世界最大的、最顯著的貢獻，就是聖靈工作的教義……因著他，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第一次占有它應得的位置……他配得『聖靈論的神學家』這榮譽。」

人受造為認知主體#

人是「彰顯上帝公義、智慧和慈愛的最高貴傑作」，因此「對上帝有清楚完整的認識，我們也必須同時認識自己」。但為免自誇，須記得上帝以塵土造人（伯四 19 的「土房」「瓦器」），人當謙卑——上帝喜悅賜生命給瓦器，甚至預定這瓦器作為永恆之靈的居所。

加爾文了解西方人論延續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希臘二元論：可變的物質是罪惡墮落、短暫消逝的，而精神、靈魂出自永恆的邏各斯，分享不滅的性質；人生在世須面對身體與靈魂的衝突，直到死後靈魂才擺脫身體禁錮、回歸永恆。

加爾文毫不留情地反駁希臘二元論及吸納它的神學（摩尼教主張靈魂是永恆上帝的一部分；「靈魂傳殖說」主張靈魂是上帝給亞當的「氣」並遺傳後世）。他引保羅「我們也是神所生的」（徒十七 28）說明：人的每一部分都依賴上帝、是受造的品質，而非上帝的本質；創造並非「注入，而是從虛無中造出人的本質」。故人死後靈魂雖回歸賜靈的上帝，仍不是上帝實質的一部分。

根頓比較創世記二 7、詩篇一〇四 29 ～ 30、以西結書三十七 9 中「氣息／聖靈」的功能，獲一致理解：「〔聖〕靈是上帝自由而不可測度的生命能力……並非人的『屬靈』或『宗教性』部分的靈，卻是整全生命的靈。」

下圖比較希臘二元論與加爾文的人觀：

根據《基督教要義》，人的構成（身體、靈魂）與聖靈的關係可整理如下：

加爾文分別了可見的身體與不可見的靈魂，說明靈魂是人最高貴的受造部分，有時稱為「靈」（spirit）；但他提醒：這「靈」不是某種非人格的「氣」，而是能辨別善惡的良心、能覺察永恆並認識生命源頭的部分。

啓示是人格化知識#

根植於聖靈論、創造論與人論的啓示觀，能回應現代知識論「中介缺失」的困境：內在不可見的理性（靈魂）之所以能概念化那透過五官經驗（身體）的自然世界，全在於作為人格化中介的聖靈。 溫德爾（François Wendel, 1905-1972）指出加爾文論聖靈工作的三方面，正切合此中介功能：

1. 普遍地在宇宙萬物之中工作；
2. 普遍地在普世活物（特別是人類）之中工作；
3. 特殊地在信徒生命中工作。

這「聖靈為中介」的認識論，修正了兩個神學認識論危機：

危機二：過度主觀化。 過分強調聖靈的救恩性啓示，高舉主觀化、個人化的信仰經歷（如敬虔主義 Pietism、中世紀密契神學），把神學屬靈化、主觀化。福音派尤其明顯：只重聖靈在主觀層面（光照罪人、認罪悔改、成聖結果子），卻鮮少提及客觀層面（引導普世回歸真神、光照理性向真理開放、護理更新宇宙萬有）。

聖靈啓示的真理#

基於創造論，加爾文提出一個普遍的啓示論（a general theology of revelation）：受造的人本「屬」靈，故在聖靈護理下，能概念化所經驗的外在事物——科學、藝術、宗教、哲學、法律等領域一切美善的知識，都是上帝啓示的真理。值得注意，加爾文似乎認為自然知識比宗教知識更貼近事實，因為在宗教方面，人心在罪的蒙蔽下常忘恩背信、真假混淆、敬拜假神。

罪人只能片面認識真善美，卻不歸榮耀給造物主，反沉溺於黑暗（約一 1 ～ 5；羅一 18 ～ 20）。因此，盤踞西方神學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預設理性的中立性，企圖從自然現象推出神存在的證據——這不符合加爾文的原則：自然知識之所以可能，正在於聖靈為中介。

二十世紀北美福音派回應科學與歷史批判學，發展出兩條護教路線：

這兩條路線都建基於一個不證自明的「理性基礎」。問題是：理性的假設為何優先於其他假設？信心、經驗、直覺為何不能成為更基礎性的假設？

畢樓奇（Donald G. Bloesch）批判二者：證據護教學崇尚蘇格蘭實在論的經驗理性主義（Empirical Rationalism），前設護教學則過於倚賴唯心理性主義（Idealistic Rationalism）。他指出其代價：「上帝的道淪為理性定律，完全由神學家掌控……神學因此系統化約為理性的真理論述，不再是未完成、開放、需要與時並進的系統。」

畢樓奇藉助巴特的「道的神學」（the Theology of the Word），讚揚巴特繼承亞他那修、愛任紐、路德、加爾文、祈克果的傳統，認清人的理性已墮落，因此信心向恩典開放、基督裡的救贖、聖靈的光照，都是理性在福音真理中更新的必要條件。 人的理性必須向聖靈開放順服，承認自身有限，在謙卑的崇敬中認識上帝的奧祕。

有限的理性需要聖靈的引導與光照，才可能面向先知的宣講、道成肉身的事件與聖經正典——這就是特殊啓示，也是「光照」的教義（illumination）。加爾文提出兩個原則：

1. 聖靈光照人在黑暗中的理性，使人能正面回應上帝的啓示；
2. 聖經在聖靈光照下，成為人內在理性的「眼鏡」，使人看見本來看不見的事物。

如此的人格化知識，要求領受者全人投入，以敬畏、信靠、感恩的態度，在自然與信仰兩範疇中探索並回應上帝的啓示。基督徒的成聖，正是上帝透過聖靈介入生命的結果：當身體與靈魂順服聖靈與真道，上帝便彰顯其主權，突破罪、律法與死亡的捆綁（羅七～八），帶來全新的世界觀（羅九～十一）與道德責任（羅十二～十五）。

從三一論定位聖靈的工作，更能說明「位格」在創造與救贖中的意義。三一上帝是三個位格彼此相通的存在，這「位格相通」是受造存在的基礎，也是萬物蒙救贖的方向。托倫斯說得到位：「上帝通過耶穌基督並在聖靈中臨在於我們之中，不僅遠遠沒有破壞我們的位格存在，反而治療、恢復和加深了人類的位格存在。」

東正教神學家薛西奧留斯（John Zizioulas）提出「相通中的存在」（being in communion）：「存在意味著生命，生命意味著相通。」學者紀克之（Craig M. Gay）據此主張「位格神學」（Theology of Personhood）對現代人意義深長：

可見，人的本質不是物質性或生物性的本體，而是位格相通的關係。加爾文從人的本體討論身體、靈魂與聖靈的關係，呈現出一個本於聖經的神學事件：人本屬靈，透過聖靈為人格中介，神學（教義知識）、倫理（道德實踐）與靈命（神人關係）並行不悖、彼此交融。

在此反思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有兩個影響深遠：

其一，受倪柝聲「屬靈人」傳統影響，強調「靈魂體三元論」，以靈性優先於理性（魂）與身體（體）。結果華人教會重靈性輕身體、重來世輕今生、重靈感輕理性、重德行輕知性。

其二，延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家「內聖外王」、佛家「看破紅塵」的避世態度，使華人教會高舉靈性操練卻輕忽理性思維，貶低學術與文化建設，形成不同程度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與避世主義（Escapism）。因缺乏整全的聖經人論，華人教會陷入靈與體二分、靈性與理性對立的泥沼。

教會亟需回到聖經的智慧，按人受造的敘事看見人的本體是「屬」（聖）靈的。上帝起初造人，就透過聖靈賦予人三樣恩賜：

1. 生命：身體與靈魂因聖靈的管理保守而共存互補、得以完整；
2. 理性：人能從受造界發現並理解事物的存在、本質與因果秩序；
3. 信心：以敬畏信靠之心，回應上帝藉自然界（普遍啓示）與歷史事件（特殊啓示）所給的知識。

這神學事件揭示了「人本屬靈」的事實：在聖靈這人格化中介的引導下，我們的智性、德性與靈性能在信靠敬畏中正確地認識並回應上帝在自然界、聖經與基督裡所啓示的真理。「屬靈」人熱愛真理，不是為了滿足求知欲，而是知道惟有愛真理，才可能克服一切攔阻我們愛上帝、愛人如己的生命。 下一章將更深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