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蘭德斯（David S. Landes）的《國家的財富與貧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把研究成功的目光從企業世界轉向國家的世界。如果認真想揭開成功的祕密與模式，就必須準備在不尋常的地方做田野調查。
本書精髓：真正的成功從來不是偶然。繁榮的群體擁有一種「進步的文化」，結合好奇心與持之以恆的應用。
核心概念#
歐洲為何崛起#
蘭德斯指出，世界從來不是公平的競技場，氣候與地理這些「自然的不平等」讓溫帶地區享有發展優勢。一千年前沒人能預料歐洲的崛起——它在學問與技術上落後於阿拉伯世界與中華文明。
- 然而歐洲繼承了希臘羅馬傳統中民主與唯才是用的概念，其私有財產觀念提供了進取的動機；中世紀基督教也限制了統治者，意味著正當程序、法治與財產保護。
- 水車、眼鏡、可靠的時鐘與印刷書籍都是中世紀歐洲的發明。相較之下，帝制中國安於孤立、不願學習新事物。蘭德斯說，與中國不同，「歐洲是個學習者」。
- 他歸納出造就歐洲科學與工業革命的三項因素：智識探究脫離教會與國家干預的自主性、一套廣為接受的驗證知識的系統，以及把研究常規化的「發明的發明」。
英國與西班牙的對照#
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是因為它發展出有利進取的基礎：穩固的財產權、教育與人民的自由，加上宗教束縛較少而吸引了大量人才。如蘭德斯所說：「英國具備了條件；但接著英國造就了自己。」能力與行動之間有著巨大落差。
- 西班牙則相反。它在新世界掠奪了巨額金銀，馬德里一度成為歐洲最富城市，但錢沒被投資，而是花在奢侈與戰爭上。蘭德斯稱西班牙人為「盜竊統治者」（kleptocrats），對「取」遠比對「造」有興趣。
- 他的洞見是：西班牙因為錢太多而變窮，別人卻被迫培養出帶來更持久財富的工作習慣。葡萄牙同樣因採納基督教基本教義、迫害身為經濟命脈的猶太人而衰落。由此可得一條一再重演的公式：封閉的心態等於經濟的失敗。
文化才是關鍵#
蘭德斯承認地理很重要，但「把地理看作命運會是個錯誤」，「運氣只是個開端」。否則無法解釋為何二戰後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能工業化繁榮，而多數非洲與南美國家卻原地踏步。
- 他呼應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點：新教歐洲的勤勞與誠實倫理，促成了財富的民間累積，並與更高識字率及對教條的質疑攜手並進。
- 因此那個「X 因子」就是一種結合好奇、創新與應用的進步文化。他並指出，判斷一國發展潛力最好的線索是婦女的地位，而女性被排除在勞動力之外，正是當今穆斯林中東社會最大的障礙。
對今日讀者的啟示#
繁榮國家的特徵是：相信進步、對外開放、樂於生產而非消費、重視學習、強調事實，以及民有民治的政府；相對地，基本教義派對「純粹」的追求是會扼殺經濟健康的疾病。
在國家的成敗中，文化是關鍵；在個人的成敗中，「文化」就是品格——誠實、堅毅、勤勉、遠見、自我教育、以結果論成敗。
蘭德斯坦承這套處方聽來像陳腔濫調，但天賦永遠是優勢，沒有人天生成功，正如沒有國家天生富有。
關於作者#
大衛·蘭德斯是戰後最傑出的美國史家之一，1924 年出生，為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歷史與經濟學榮譽教授。其他著作包括《時間的革命》（Revolution in Time）與《解放的普羅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